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就到了夏天。一天下午，商店里的广播突然响了：“各位听众请注意，国家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凡是符合条件的青年，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小军正在给顾客剪布，听到这话，手里的剪刀“咔嗒”一声掉在了柜台上。她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恢复高考了！这意味着她有机会上大学了！
晚上下班回家，小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义芝。
张义芝缝着麻袋的手停在了半空，好一会儿才说：“真的？那你可得试试，你小时候就爱读书，要是能考上大学，以后就有大出息了。”
小军如果考上大学，就会离开这个家了，那这崭新的三间红砖房就彻彻底底的归了小季。
李慧琴更高兴，“你要是想考，我们都支持你，晚上我给你留着灯，你安心学习。”
从那天起，小军的生活变得更忙碌了。白天在商店上班，搬布、量布、接待顾客，一刻也不停；晚上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她就把炕桌擦干净，摆上课本和笔记本，开始学习。
炕桌不大，只能容下两个人，小军坐在一边，旁边还坐着冬雪。冬雪已经到了就要上小学的年龄，可她胆小怯懦，月英怕她在学校吃亏受欺负，压了一年入学。
每天晚上，冬雪看小军看书写笔记，也缠着小军，要跟她一起“学习”。
昏黄的灯泡挂在房梁上，灯光洒在炕桌上，映着两个小小的脑袋。
小军拿着手抄的高中课本，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记在本子上，等着第二天午休的时候去新华书店查资料。她不舍得买资料，只能去书店一页页抄下来，边抄边背。
冬雪趴在一边，拿着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有时候是歪歪扭扭的数字，有时候是不成形的小人。
她时不时会凑到小军身边，指着课本上的字问：“老姨，这个字念啥呀？”小军就放下笔，耐心地教她念，还教她怎么写。
小军经常学到半夜的时候，抬头一看，冬雪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小脑袋歪在胳膊上，铅笔还攥在手里。
她小心翼翼地把冬雪抱进被窝，给她盖好被子。看着冬雪熟睡的脸，小军心里更坚定了，她一定要考上大学，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能给冬雪做个好榜样，让她以后也能有机会读书、上大学。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炕桌上的课本上。小军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又拿起笔。
她知道，备考的路不好走，白天要上班，晚上只能挤时间学习，会很累、很辛苦，但她不怕。就像在布匹组搬布一样，只要有目标，再苦再累她都能坚持下去。
小军看着课本上的字，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是通过读书和努力，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未来。
炕桌上的灯光，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明亮，照亮了小军的课本，也照亮了她心中的希望。
每入初秋，辽西的风就已经带了凉意，小军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踩着满地柳树叶往工农兵商店走。
书包里装着今天要背的课文，还有那本只有三十多页的初中数学课本，封面印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红字，边角已经被翻得卷了毛边。
自从上了初中，小军的日子就被劈成了两半：周一、三、五下午去农机厂帮工，周二、四、六上午在学校上课，周日还要跟着生产队去地里拾粪。
所谓“半工半读”，到头来总是“工”多“读”少，文化课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抓不住几片实在的。
农机厂的车间里满是机油味，小军跟着师傅蹲在车床旁拧螺丝，铁件冰凉的触感透过手套渗进来。师傅总说：“手稳，以后能当技工。”可小军心里总惦记着课本里那道没算完的应用题。
课本薄得像筷子，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页，语文里一半是语录，数学只教到一元一次方程，物理化学更是连个实验图都没有。
小军到处借书，借到了就起早贪黑的，以最快的速度抄下来。
有次自习课，王老师偷偷把她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摸出一本1965年的旧代数书：“这书你拿回去看，别让别人看见。”
小军把书裹在棉袄里带回家，晚上就着煤油灯抄到本子上。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
她盯着“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反反复复的找规律，背下来。
可没等她学透，厂里又催着学生们加班赶制农机零件。课本被压在枕头下，好几天没翻开过，再拿出来时，书页上落了层薄灰。
这样的日子熬到1975年夏天，初中毕业的小军没等来升学通知，却接到了上山下乡的通知书。红色封皮上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她跟着二十多个知青挤上绿皮火车，晃了两天两夜，宣传游街，在所有的插队农村转了个遍。才坐着拖拉机颠簸三个小时，到了分配的盘山县的大荒沟生产队。
村口的老槐树下，队长敲着铜锣喊：“知青们，先去晒谷场卸行李，明天早起出工！”
第二天凌晨四点，鸡叫头遍，小军就被队长的吆喝叫醒。她扛着锄头往稻田走，露水打湿了裤脚，冰凉刺骨。插秧的时候，腰要弯成弓，手指在泥水里泡得发白，一天下来，直起身子都要扶着田埂。
晚上回到寄宿的大队书记陈志广家里，土炕上铺着稻草，弥漫着霉味，锅里煮的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就着腌萝卜干，勉强填个半饱。
有次秋收，她割稻子太急，镰刀划了手背，鲜血顺着指缝流进稻穗里，她抓把泥土摁住伤口，接着干。工分就是命，一天8分工才能换两斤玉米，要是缺勤，连糊糊都喝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