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很沉：“德麟书记，当年韩庆年同志的死讯，是我告诉你的。你还记得不？”
德麟点点头。那年冬天，德麟到处打听韩庆年的下落。
是杨友来把李卫东灌醉了，套出了韩庆年的死讯。又找到德麟，告诉他韩庆年的死讯，说韩庆年“畏罪自杀”了。
那时候杨友来醉的舌根发硬，脸色通红，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
“其实……”杨友来叹了口气，“当年我撒谎了。韩庆年同志不是自杀，是被李卫东王玉龙他们逼死的。那天，李卫东带了几个人来，在屋里审了他一夜，我在外面守着，听见里面有打骂声，还有韩庆年同志的喊声：‘我没罪！’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韩庆年带走了，回来之后，就说韩庆年自杀了，把尸体拉走了，埋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德麟的拳头攥得咯咯响，指甲嵌进了肉里。他终于知道，韩庆年的死，不是“畏罪自杀”，是被人害死的！
“德麟书记，”杨友来把那叠材料递给德麟，眼神坚定，“这材料，你拿着。当年你救了我的命，现在，我得帮韩庆年同志讨回公道。这材料是铁证，李卫东他们再也不能用‘证据不足’来糊弄人了！”
德麟接过材料，双手捧着，像是捧着韩庆年的灵魂。他看着杨友来，眼眶通红：“友来，谢谢你……谢谢你帮庆年，帮我。”
“应该的。”杨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当年韩庆年同志始终相信真理。即使在那样的境地下，他都没有放弃希望。”
德麟点点头：“友来啊，现在有了这个，我们可以重新提出申诉了。”
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杨友来多年未见的亮光：“对，这次一定行！”
回来后，德麟将韩庆年的手稿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他不仅重新撰写了申诉材料，还将韩庆年的遗言作为最重要的证据附在后面。
这一次，德麟没有再去武装部，而是顶着八月的炎炎烈日，直接去了营口检察院。
接待他的是一位年约五十的女干部，她仔细阅读了德麟的材料，久久没有说话。
“同志，这些都是事实啊！”德麟急切地说。
女干部抬起头，眼中有着复杂的神色：“我知道，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我们一定重视这个案子。”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德麟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眼神坚定：“这份材料放在我这里，我会尽我所能。”
一个月后，营口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来盘锦地区，重新审查韩庆年的案子。
可是调查组依然遇到了各种阻力，证据不足的通知书，又一次落在了德麟的手里。
在铁证面前，真相还是无法被揭开。
德麟怒了，他决定破釜沉舟。
他请了长假。把八一大队的工作交代给了会计王德仁和队长宋学信。
出了正月，大辽河开冻，冰排像无数口棺材往下游撞。
德麟背着干粮，把材料揣在旅行包里，踏上开往沈阳的火车。
车厢里人满为患，都是上诉的：有披麻戴孝的寡妇，有缺耳朵少眼的知青，有怀里抱着畸形儿的妇女。
德麟挤在过道，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被别人的尿桶卡住。夜里，他把材料垫在脑袋下，谁动一下，他就惊醒，像护崽子的狼。
到省检察院的接待站，号已经发到一千开外。德麟蹲在走廊，三天三夜，只吃六个凉馒头。第四天，终于听见窗洞里喊：“盘锦夏德麟！”
他扑过去，把材料递进去，里头伸出一只戴红袖章的胳膊，翻两页，扔出来：“证据不足，回去等通知。”
德麟像被抽了筋，瘫坐在地。他想起韩庆年被批斗时，回头冲他笑了一下，那笑像刀子，把他心剜掉一块。
他不回去。为了省钱，他睡在火车站候车室。
倒春寒的雪打灯，他冻成一根冰桩，守门的老头以为他死了，拿扫帚戳他，他嗡声说：“我还喘。”
老头叹口气，递给他半碗热汤：“大兄弟，我见得多了，你要把命搭在这儿，鬼都不给你收尸。”
德麟捧着碗，眼泪掉进去，把汤砸出一个个小坑。
几天几夜的蹲守，德麟蹲到了一张去京城的站票。
京城的车站广场乌泱泱全是人，横幅像招魂幡：“彻底平反冤假错案！”
德麟拉着一个戴眼镜的青年问路，青年给他指：
“去永定门，中纪委接待站。”
中纪委门口排的队伍更长，从永定门桥一直甩到护城河。
德麟把材料用裤腰带捆在肚皮上，白天晒得冒油，夜里冻得结痂。
排到他时，接待员是个穿四个兜中山装的中年人走过来，问清缘由。
“老同志，你跟我来。”
中年人叫赵维邦，中纪委五处副处长，曾是四野文工团团员。
韩庆年的自述里，详细写了当年被诬陷的经过，还有李卫东等人的名字、职务，以及批斗他的时间、地点，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无可辩驳。
赵维邦把材料留下，当晚就送呈分管副总理。
德麟被安排住进地下室，有馒头、有菜汤，他吃着吃着就哭，汤碗漂起一层泪花。
材料递上去第七天，盘锦方面接到长途电话：“韩庆年案，立即复查，不得拖延。”
地革委会议室里，当年批斗韩庆年的副总指挥、现任地委书记李卫东，把茶杯摔得粉碎。
“韩庆年要是翻了，我们这些人都要下台！”
他连夜召集亲信，想再把材料压下去。可这次不同，中纪委派了工作组，组长就是赵维邦。
工作组到盘锦那天，德麟也回来了。他穿着一件新发的蓝布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像一棵老松树。
李卫东设宴接风，赵维邦没去，直奔区里的档案室，调出韩庆年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