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台外面总是人来人往，扯布的大娘、打酱油的大爷、吵着要糖的孩子，喧闹声裹着酱油的咸香、布匹的棉絮味，飘在不大的空间里。
俊英手脚麻利，给顾客拿像章，收钱，找零……
可孟主任还是看出了不对劲。
傍晚快下班时，顾客都走得差不多了，孟主任端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慢悠悠走到她跟前，缸沿还沾着点茶叶末：“俊英，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柜台里的账本都记错两回了……”
俊英手一顿，攥着账本的指尖泛了白，小声说：“孟主任，给您添麻烦了。”
“添啥麻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孟主任把搪瓷缸往柜台上一放，热气腾腾的茶水冒着凉气，“是不是家里那点儿事还没理顺？吴玉华又去你家祸祸了？”
俊英点点头，眼圈儿有点儿红。
前几天张义芝提着菜，刚走到胡同口。吴玉华突然从旁边窜出来，故意撞了她胳膊一下，篮子里的西红柿滚了一地。
张义芝蹲下身去捡，吴玉华还站在旁边翻着白眼，嘴里不干不净地念叨。
她没敢还嘴，捡了西红柿就赶紧走，怕吵起来让邻居看笑话，更怕吴玉华没完没了的纠缠。
孟主任听了，眉头一皱：“这吴玉华，真是得寸进尺！你别管，这事我来处理。”
转天一上班，孟主任就揣着商店的介绍信去了派出所，找到负责片区的民警老李：“李同志，我们商店的刘俊英同志，家里男人在部队服役，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总被吴玉华骚扰不是个事儿，你们可得管管。”
老李也是个热心人，当即就跟着孟主任去了吴玉华家，敲着门严肃地说：“吴玉华同志，军人家属受国家保护，你再无故骚扰刘俊英同志的家，我们可就按规定处理了！”
吴玉华家没开门，里面传来她儿子的咒骂，“你再闹，我们三个就和你一起去死……”
接着就是她的哭声，“别把我送精神病院，我不疯，我就是憋屈……”
从那以后，吴玉华果然没再敢明目张胆地闹，只是每次在胡同里碰到月英，依旧会狠狠翻个白眼，鼻子里“哼”一声。
俊英懒得跟她计较，她的心思全在冬雪身上。
三岁的冬雪越来越黏人，每天吃完午饭，就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手里攥着德昇临走时给她买的小布娃娃，娃娃的耳朵都被她摸得发毛了。
太阳往西斜时，她就站起来，踮着脚尖往巷口望，小嗓子一遍遍地念叨：“爸爸，爸爸回来……”
俊英每天下班，远远就能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蹲在门槛上，像棵守着根的小苗。
一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胡同口，冬雪就会扔掉小板凳，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小手紧紧抱住她的腿，仰着小脸喊“妈妈”。
俊英把女儿抱起来，冬雪就会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小声说：“妈妈，我今天又等爸爸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每次听到这话，俊英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
她怕德昇担心，写信时没再提过吴玉华的事，也没说自己心里的慌，只捡着暖的写：“冬雪又长高一寸了，昨天学会唱《洪湖水浪打浪》，调子准得很；家里的鸡下蛋了，我腌了咸蛋，等你回来吃；孟主任很照顾我，给我少排了班次，让我多陪冬雪……”
可德昇的回信却越来越慢，以前半个月准能收到一封，后来要等二十天，甚至一个月。
信上的字迹也比以前潦草，墨团时不时沾在纸上，像是写得很急。内容总是很短：“部队里事情多，最近在搞盘查，忙得脚不沾地。你照顾好自己和冬雪，别太累，多保重身体。”
俊英每次拆信，都要把那几行字反复看好几遍，手指摸着那力透纸背的笔画，心里猜：是不是部队出啥事儿了？可转念又骂自己瞎想，德昇是军人，纪律严，忙是应该的。
日子就这么熬到了1972年春天，杨树刚抽芽，风里还带着点凉。
那天俊英正在商店接待顾客，门口突然传来邮递员的喊声：“俊英同志！俊英同志！加急电报！”
俊英心里一震，手里的盒子“啪”地掉在柜台上。
她顾不上捡，快步跑出去，邮递员手里举着个黄色的信封，上面“加急”两个红字刺眼得很。
她的手哆哆嗦嗦地接过来，指尖冰凉，拆信封时，指甲都把纸抠破了。
里面就一张薄薄的电报纸，几行字印得清清楚楚：“德昇准予转业，近期归乡。”
俊英盯着“转业”两个字，血一下子就涌到了头顶。她天天盼着德昇能调回来，可是又担心他回来之后的前途。
这些想法每天在她的脑海里翻滚，折磨得她寝食难安。
风从门外吹过来，掀动她的衣角，她却没觉得冷，只觉得心里又惊又乱。
惊的是消息来的太突然，德昇在部队待了整十年，怎么说转业就转业？
乱的是德昇回来后，一家人的日子该怎么安排？
回夏家吗？来回上班远不说，三间土坯房住三家人吗？大哥德麟已经有六个孩子了，挤在一间西屋里。公公和婆婆只能住偏厦子，窄小不说，柴禾的烟气飘起来，呛得人睁不开眼睛。
继续住在娘家吗？张义芝的家里就一间小平房，月英和小军还没出嫁。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吴玉华不敢再来骚扰了。
再说，冬雪还小，他没了部队的工作，能做啥？
“俊英，你没事吧？”糖果组的李姐听见动静，从柜台里跑出来，看见她脸色发白，赶紧扶着她的胳膊，“快去后院办公室坐坐，喝口水。”
俊英被她扶着进了办公室，坐在板凳上，眼泪才忍不住掉下来，把电报纸都打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