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五岁那年初冬，有人请庆云去城外挖地窖，给的钱比平时多两倍。庆云想着能给孩子们买件新衣裳，就答应了。
地窖在地下三尺，阴冷潮湿，齐膝的水里结着薄冰，他站在水里，一镐一镐地刨土，镐头沉得像灌了铅，刨一会儿就得喘口气。
收工那天，他扛着镐头往家走，腿像灌了铅，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夜里，他开始咳，咳得胸口像要裂开，脸憋得通红。
义芝给他熬姜汤，给他捂热砖敷胸口，可还是落下了气管炎的病根儿，一到冬天就咳得厉害；腿也得了老寒腿，一变天就疼，疼到豆大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却从不喊一声疼。
后来才知道，地窖的幕后老板是小鬼子，庆云又懊恼又自责，一窝火就落炕了。
每天倒在炕上，靠着被垛，望着窗外的一小块天空。阳光洒进来，落在庆云的脸上，常常使他泪流满面。
转眼月英就十八岁了，她随了庆云，性格开朗泼辣，还写得一手好字，被招进了制绳厂上班，每个月能挣十几块钱。一家六口从租的小下屋搬出来，住进了公房区的长租房。房子不大，却有两扇窗，冬天能晒到太阳，看到更大的天空。
为了贴补家用，十三岁的俊英也咬牙离开了家，去了几百里外的田庄台造纸厂做工。
俊英走那天，义芝送她到车站。雪下得正紧，她把自己的旧棉袄脱下来给俊英披上，又塞给她揣热的两个鸡蛋，话没说几句，就转过身偷偷抹眼泪，她舍不得闺女。
可家里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还有庆云买药，实在是需要钱。
后来，俊英每个月的工资是十三块，她自己留五块吃饭，余下的八块都捎回家里。
五块钱要用一个月，俊英治好节衣缩食。只吃最便宜的窝头，窝头馊了，掰开时拉出长长的丝。
俊英坚持给家里写信，说厂里的事，说她想爹扎的纸灯笼。
庆云收到信，总会读好几遍，然后扎个小小的纸灯笼，托人带给俊英。灯笼上总画着个小姑娘，趴在男人的肩膀上，像极了俊英小时候的样子。
变故来得突然。
那天早上，天刚亮，义芝就起来做早饭。玉米粥熬得稠稠的，冒着热气；咸菜是她前晚腌的，切得细细的；还有两个贴饼子，是给庆云留的。他最近咳得厉害，得吃点热乎的。
她喊庆云：“孩他爹，吃饭了。”
没应。
她又喊了一声。
还是没声。
小军醒了，揉着眼睛爬过去，小手碰了碰庆云的脸，突然哭起来：“妈！爸的脸好凉！”
义芝心里一紧，冲过去扑在炕边。庆云躺在炕上，眼睛闭着，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可身上已经凉了，再也没了呼吸。
那年，庆云七十九岁，义芝五十五岁，小军才九岁。
义芝抱着庆云冰冷的身体，哭得撕心裂肺，嗓子都喊哑了。她喊他的名字，摇他的胳膊，甚至打他的后背，可那个总给她暖手、教她写字、把闺女扛在肩头的男人，再也醒不过来了。
孩子们围着她，哭成一团。
月英强撑着眼泪，把小季搂在怀里，安慰着弟弟。
俊英从造纸厂赶回来，一进门就抓着庆云的手不放，她把脸贴在庆云的手上，手还没完全凉透，可再也不会给她暖手了。她想起小时候，爹就是这样握着她的手，教她扎纸兔子，教她写名字。
庆云走后，义芝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比以前更难。
她卖掉了庆云当初娶她时，送给她的银簪子，安葬了庆云。
她把庆云用过的竹篾、皮纸、糨糊罐都收拾起来，放进了他亲手做的木箱里。
木箱上刻着“庆云和义芝”，是他们刚结婚时，庆云花了三天时间打的。
她把箱子锁上，钥匙藏在灶台下的砖缝里，再也没打开过。
她怕看到那些东西，怕想起那个对她好、对孩子们好的男人，怕自己忍不住哭。
义芝搂着小军，听着孩子们均匀的呼吸声，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她知道，庆云不在了，她就是孩子们的天，不能倒。
义芝的耳边仿佛还能听到庆云的笑声，混着孩子们小时候的哭声，顺着风飘过来，飘向那轮清冷的月亮，也飘向他们一起走过的、满是烟火气的半生。
庆云的心愿就是让俊英调回盘山城里，哪怕苦点儿，也是在家跟前儿。
月英拼了命托人，把俊英从田庄台造纸厂调回来，被选进了工农兵商店做售货员。
夜晚，风停了，月亮爬上来，清冷的光洒在盘山，洒在长租房的屋顶上，也洒在义芝佝偻的背影上。
月英还没回来。
俊英坐在炕头，靠着山墙想心事。
张义芝坐在灯下，给小军缝棉袄扣子。手里的针线是庆云留下的，线轴上还缠着他当年扎纸人用的红线。
她轻声念叨：“孩他爹，有人给俊英提亲了……”她说不下去。想了想又说，“你放心，孩子们有我呢。我会把他们拉扯大，让他们好好过日子，不让你操心。”
就在这时，院门口传来“哗啦”的开门声，接着是月英欢快的喊叫声：“妈，我回来了！还买了煤油！”
张义芝立刻直起身子，用袖口飞快地抹了把脸，把眼底的红意压下去。
俊英也赶紧擦干眼泪，坐回炕桌边，手指又开始抠炕席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