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第一场雪，在北京城尚未完全褪去新年喧嚣的底色里，下得细碎而绵密，如同筛落的盐粒。胡同深处，那家挂着褪色“向阳”招牌的老国营招待所，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显得格外不起眼。墙皮斑驳，窗棂老旧，只有门口台阶上被匆匆脚步踩化的雪泥，无声证明着内里的忙碌。
二楼尽头，一间挂着“综合服务部”旧牌子的会议室里，空气却与窗外的湿冷截然不同。暖气片烧得滚烫，发出轻微的“滋滋”声，混合着浓茶蒸腾出的苦涩香气，以及十几个人身上散发的、长时间紧张工作后的微汗气息。烟雾缭绕，是几位老烟枪实在熬不住，在角落里点燃的提神之物。长条会议桌上铺开的不是服务清单，而是密密麻麻的文件、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闪着幽光、几张大幅的图表用磁铁吸在斑驳的白板上，其中一张醒目的标题是：“‘绿色未来基金’关联网络及异常资金流向（初探）”。
李玄策坐在长桌一端，脱下了厚重的大衣搭在椅背上，只穿着一件半旧的深灰色羊绒衫。袖口随意地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结实的手腕。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字迹潦草却条理分明，旁边放着一个几乎见底的搪瓷缸子，里面浓茶的颜色深得发黑。他微微低着头，听着围坐在桌边的团队成员低声而急促地汇报，手指无意识地在笔记本边缘轻轻叩击着，节奏稳定，像某种无声的钟摆。
“……初步梳理，‘绿色未来’近三个月通过其控股或深度参股的七家壳公司，向境内至少十二家宣称掌握‘前沿环保技术’或‘新能源核心专利’的中小企业，注入了远超其估值和实际研发需求的巨额资金。”说话的是坐在李玄策右手边的一个中年男人，戴着一副厚眼镜，头发有些稀疏，他是部里负责经济安全分析的专家老郑，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手指点在白板上一张复杂的树状结构图上，“手法很隐蔽，多层嵌套，表面看是风险投资，支持创新。但我们的交叉比对显示，这十二家企业，至少八家存在核心技术虚夸、研发团队背景存疑，甚至专利来源不明的问题。它们更像是……精心挑选的、吸纳和‘洗白’特定资金流的管道。”
“不是管道。”角落里，一个一直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年轻女子抬起头，她是技术侦查组的骨干小周，语速很快，“更像是……牧草。”她的话让会议室里静了一瞬。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继续道：“我们反向追踪了其中三家接受注资最密集的企业下游订单和供应链，发现大量资金最终流向了与它们宣称的‘环保’或‘新能源’主业毫不相干的领域——尤其是几个资源型省份，关联上了当地一些……有特殊背景的工程承包商和材料供应商。这不像投资，更像是在用天量资金，人为地、快速地催肥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的某些环节，制造短期繁荣的假象，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盲目跟进。一旦资金链在某个预设点断裂……”小周没说完，但会议室里的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恐慌、连锁反应、一地鸡毛，而真正的“牧人”早已带着核心利益抽身。
“牧草……”李玄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目光锐利地扫过白板上的图表，那上面错综复杂的线条仿佛化作了无形的丝线，缠绕着、勒紧着某些看不见的咽喉。他端起搪瓷缸，呷了一口浓得发苦的茶，滚烫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驱散了几分疲惫，也淬炼着思维。“目标不仅仅是钱流。”他放下缸子，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过了暖气片的嘶鸣，“更是人心，是预期，是信任。用光鲜的概念和虚假的繁荣，制造风口，引导‘羊群’，最终抽梯子。这是‘牧羊’，更是‘剪羊毛’。”
他顿了顿，目光转向坐在左侧一位气质沉稳、穿着合体西装的男人。这是张维民，李玄策的大学同窗，如今是某大型国有银行负责风险管控的副总。这种非官方的、基于深厚信任的私人渠道，往往能避开某些壁垒，获得更敏锐、更接地气的观察。
“维民，你们一线接触面广，民间、地方上，对这种‘风口’，反应如何？”李玄策问得很直接，没有任何客套。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
张维民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眉头紧锁：“非常热。热得不正常。”他的声音带着一种金融从业者特有的审慎和忧虑，“我们分行层面反馈，尤其是沿海几个民营经济活跃的省份，最近几个月，打着‘绿色科技’、‘新能源革命’旗号成立的小型投资基金、私募，如雨后春笋。募资宣讲会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不少做实业的老板，甚至抵押了厂房设备也要挤进去分一杯羹。地方上更积极，配套政策、土地优惠给得飞快，生怕错过这趟快车。”他苦笑了一下，“宣传口号都差不多：‘拥抱未来’、‘抢占制高点’。可细究那些被热捧的项目，很多技术路线在国际上早被证明是死胡同，或者成本根本降不下来。泡沫的味道，太浓了。”
“舆论场呢？”李玄策的目光又投向坐在张维民旁边的一位短发干练的女性。她叫陈静，是李玄策另一名大学同学，现在是国内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深度调查组的负责人。
陈静推了推面前的一摞打印稿，上面用荧光笔划满了重点：“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监测了几个主要的财经论坛和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有一股力量在持续地、有针对性地‘造神’。对那几个被‘绿色未来’重点扶持的所谓‘明星企业’，清一色的赞誉报道，技术突破、前景无限、创始人堪比乔布斯……稍有质疑的声音，很快就会被‘水军’淹没，扣上‘保守’、‘阻碍创新’、‘不爱国’的大帽子。同时，对真正在做扎实基础研究、但可能不符合他们‘风口’方向的本土机构和技术路线，则进行隐晦的贬低或选择性忽视。”她拿起最上面一张纸，念了个耸动的标题：“‘某某传统巨头恐被时代抛弃！绿色新势力崛起势不可挡！’这种论调，很有市场，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里，制造了一种‘不跟就落伍’的焦虑。”
会议室里一片沉寂，只有纸张翻动和键盘敲击的细微声响。窗外，雪似乎下得紧了些，风掠过老旧的窗框，发出呜呜的低鸣，仿佛在应和着室内凝重的气氛。无形的硝烟弥漫在数据和图表之间，战场在钱流里，在屏幕上，更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认知和选择里。
李玄策靠回椅背，闭上眼，用指关节重重地按了按眉心。片刻后，他睁开眼，那双深邃的眸子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疲惫之下，是磐石般的清醒和一种近乎冷酷的预见性。
“敌人换了打法。”他的声音低沉，却像投入静水的石子，清晰地荡开，“从硬碰硬的‘厌胜’诅咒，转向了更隐蔽、更‘现代’的战场。用‘未来’和‘希望’包装毒饵，用‘风口’和‘暴富’刺激贪婪，用信息洪流扭曲认知。他们要动摇的，是根基，是人心凝聚的堤坝。”他指了指白板上那代表“绿色未来基金”核心的刺眼红点，“这个‘牧人’，手里不仅有鞭子，还有精心调制的迷魂药。我们的‘锁阳关’挡住了地下的‘蛇’，现在，要警惕天上的‘秃鹫’和人群里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