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环视与会的队员：“我们必须清楚，在这个家族里，每个人的利益诉求都错综复杂。韩奕之死，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泥潭，溅起的涟漪影响着每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可能从中直接或间接获益——无论是权力巩固、障碍清除、秘密掩盖，还是单纯的利益再分配。”
“因此，每个人都有嫌疑。”
会议结束后，周强带领一组人手，开始对韩家核心成员在聚会散去后到次日清晨尸体被发现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进行第二轮、更为严格的复核。
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在家睡觉”之类的说辞。
面对韩建明及其妻子，周强追问细节：“韩董，您说宴会结束后就直接回家休息了，您夫人可以作证。请问您回到家具体是几点？之后是否外出过？或者接过什么特别的电话？”
韩建明眉头微皱，语气带着一丝不悦：“周警官，我已经说过了，回家就睡了，具体时间记不清，大概十一点多吧。我夫人当然可以作证。至于电话，都是些日常事务，没什么特别的。”
他的妻子在一旁点头附和，证词高度一致，但这种家人间的相互作证，其可靠性本身就需要打折扣。
询问一位声称独自在房间休息的叔公时，周强问道：“您说您一直在房间，有谁能证明吗？比如佣人是否进去过？或者您是否通过电话、网络与外界联系？”
那位叔公摊摊手：“我年纪大了，习惯早睡，房间里就我一个人。佣人没叫不会进来。我也没用手机，老人家不喜欢那些玩意儿。”
他的不在场证明完全依赖于自我陈述，没有任何旁证。
韩建明的儿子韩兆文则声称聚会结束后和朋友去了酒吧，直到凌晨才回家。
周强核查了他提供的酒吧监控和朋友的证词，时间上确实大致吻合。
但细查之下发现，他在酒吧期间曾多次使用洗手间，每次时间都不短，存在短暂脱离朋友视线的空档。
而且，他使用的手机号码并非他常用的那个，而是一个登记信息模糊的预付费号码。
“我只是偶尔用用那个号，不想被太多人打扰。”韩兆文如此解释，但眼神有一丝闪烁。
韩雪晴的不在场证明是她一直在自己房间处理文件，有助理可以证明期间通过两次电话讨论工作。
但助理无法证实她全程都在房间内。
复核的结果显示，这些核心成员的不在场证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成立，但仔细推敲，大多建立在脆弱的基石上——家人作证、独自无证、时间空档、非常规通讯手段等。
没有一个人的行踪是铁板一块，完全无法撼动。
这给凶手留下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和辩解余地。
与此同时，在技侦部门的办公室内，江欣蓉正带领团队进行另一条线的攻坚。
她利用警方权限，协调金融监管部门，秘密调取了韩家核心成员及其关联的数十家公司、基金近期数月内的资金流水和项目合同。
海量的数据在她面前的多个屏幕上滚动。
“重点筛查几个方向，”江欣蓉对团队成员布置任务，“一是大额、异常的资金流动，特别是流向境外或难以追踪的账户。”
“二是关注近期，尤其是韩奕回国前后以及死亡前后，是否有异常的资金异动或突然签订的、条件蹊跷的协议。”
“三是注意那些与‘继承人变更’可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交易，比如股权质押、期权行权、对赌协议的触发条件变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