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香港，空气里永远搅着鱼市的咸腥和车流的尾气。霓虹灯在白昼也固执地亮着，像这座永不停歇的城市疲惫却不肯闭合的眼睛。这一年，街坊邻里都叫她阿瑛——十九岁。生活的潮水正将她推向一个未知的拐角。
阿瑛的家，曾是旺角弼街火车站旁一个普通的大排档人家。父亲守着那方寸灶台，烟火气勉强糊口，也熏染着他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母亲，一个沉默的车衣女工，在日复一日的辛劳和丈夫的漠视中耗尽了心力，最终带着阿瑛逃离，改嫁他处。然而，新的港湾同样破碎。继父的酒瓶是暴力的导火索，醉后的拳脚和刺耳的咒骂，成了阿瑛少女时代挥之不去的背景音。争吵、压抑、担惊受怕，是她对“家”最深的记忆。
中学毕业，是阿瑛学生时代的句点，也是生计重担的起点。深造？那是橱窗里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她像一枚被生活抛掷的棋子，在打字机键盘、商店柜台、轰鸣的车间和保险公司的写字楼间辗转。微薄的薪水，在补贴家用和养活自己之间，总是捉襟见肘。
在茶餐厅做侍应时，每月那几百块港币，沉重得压弯了腰。她得时刻赔着笑脸，忍受客人的颐指气使和无理刁难。醉醺醺的手摸过来时，她只能僵硬地侧身，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忍下屈辱和反胃——这份工，丢不得。生活的底色是灰暗的，但阿瑛心底总有一丝倔强不肯熄灭，像墙角缝隙里钻出的一星绿芽，微弱却执着地向往着阳光。
阿瑛的家蜷缩在一条窄巷深处，单间的蜗居，墙壁薄得像纸。隔壁住着去年才搬来的石家。邻里间唤作“隔壁石家”，是这条旧巷里难得的“体面人家”。但阿瑛知道，那扇门后的世界，平静的表象下暗流汹涌。石先生和王女士这对夫妇，构成了阿瑛观察成人世界复杂婚姻的一扇独特窗口。
石先生（石志坚）： 约莫五十岁，戴着一副细框眼镜。他在一家公司工程部做机械工程师，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石先生话极少，对邻里总是礼貌地点头微笑，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走路很轻，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沿着广播道慢慢地、漫无目的地散步，常常走到夜间十点才归。阿瑛妈妈曾感叹：“石先生人挺好，就是太安静了，好像有什么心事压着。”阿瑛觉得，石先生像一口深井，表面平静无波，内里却积压着太多无人知晓的沉郁。他在工作中似乎也不太如意，处于一种隐形的“中年危机”中，焦虑和迷茫被很好地包裹在沉默之下。他应对妻子的方式，几乎只有两种：沉默的隐忍，或是被逼到角落后的短暂爆发。
王女士（王美凤）： 比丈夫小两三岁，烫着时兴的卷发，穿着也比巷子里其他主妇讲究些，显得颇为利落。她在旺角一家贸易行做会计，精明能干，对外人极其热情健谈，是巷子里的“消息通”和“热心肠”。然而，家门之内，她是另一个王美凤。早年与婆婆恶劣的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产后抑郁（需要长期服药），给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她对“失控”有着病态的恐惧。这种恐惧转化成了对家人，尤其是对丈夫，强烈的控制欲。她需要绝对的掌控感来获得安全感。王女士的日常非常忙碌且规律： 清晨雷打不动的瑜伽，下班后常去游泳馆，周末有时参加太太团聚会或教会活动。她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投入到维持自己的健康和外界的社交形象上。然而，这种忙碌也带来一个副作用：平时她对石先生的具体“监管”是间歇性的，更多是下达指令和要求（比如必须完成的锻炼时长、家务标准）。真正的“风暴”，往往在她社交活动结束、精力尚存，而累积的不满（或发现石先生未达标）需要宣泄时，才会猛烈爆发——大约每月一次。
阿瑛的观察与分析：
隔着一道薄墙，石家那标志性的、每月一次的“大爆发”，总是如期而至。阿瑛听着，心也跟着揪紧，这场景有时会让她恍惚想起继父酒后的暴戾，虽然形式不同，但那种家庭空气被抽干的窒息感是相似的。她渐渐明白，石家的争吵核心，是性格与需求的巨大错位。
石先生渴望的是一份疲惫工作后的宁静，一个可以喘息的港湾。他习惯用沉默和退让来换取暂时的和平，把压力深埋心底。但王女士，她的世界充满了需要被填满的不安和需要被严格执行的秩序。丈夫的沉默在她看来是消极抵抗，是“没把我和这个家放在心上”；他偶尔的爆发，则成了她新一轮控诉和证明自己“操心”的绝佳论据。更关键的是，王女士不懂得“适可而止”，也缺乏情绪缓冲的开关。 当她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就在她结束某个愉快的社交活动回家后），一旦找到导火索（比如石先生切错了菜、锻炼时间不够），就会像被点燃的炸药桶。她的“关心”和“要求”瞬间升级为尖锐的指责、翻旧账和人身攻击，形成一场无法被中途叫停、必须“宣泄”到她自己精疲力竭才罢休的风暴。阿瑛觉得，王女士像一团熊熊燃烧、却找不到正确燃料的火，最终只能灼伤身边最亲近的人。而石先生，则像一块被这周期性火焰不断炙烤、却无处可逃的木头，最终要么化为灰烬，要么在沉默中爆裂。
争吵的内容，阿瑛听得真切。王女士的声音又急又高，像刮擦的玻璃，极具穿透力：
“讲过几百次了！大白菜要横着切，纤维才短，口感才好！你竖着切是什么意思？跟我作对吗？我今天游完泳回来就看到这样！”
“番茄！番茄要烧到出汁水！干巴巴的一盘，怎么吃啊？你是没心思煮还是根本没脑子记？跟昨晚张太太的老公比比，人家多会做菜啊！”
“石志坚！你今天锻炼够时间没有？我看着钟呢！40分钟，一分钟都不能少！我瑜伽班的太太们都夸我保养得好，你就一点都不怕以后瘫在床上要我伺候吗？”（语气从命令迅速滑向恐吓和贬低）
石先生的回应起初是闷闷的：“知道了…下次会记得。” 或是疲惫的：“今天跟外国客户开会很受气，太累了，少练十分钟行不行？” 但当王女士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将他微弱的辩解完全淹没，并开始翻旧账、上升到人身攻击（“你就是这么没用！”、“我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你怎么不学学隔壁陈先生那么会赚钱？”）时，那口深井也会猛然沸腾：“你有完没完？！整天拿别人跟我比！我上班已经够烦了！回到家还要受你的气！你游完泳吃饱了撑的就回来找茬！” 然而，口才和气势的悬殊，让他短暂的爆发很快又偃旗息鼓，只剩下更深的沉默或关门而去的声音。
石家的儿子石宇，二十岁，港大学生，暑假在家做英文校对。阿瑛在楼道里碰见过他几次，高高壮壮，体格明显继承了母亲那边的健硕，但眉宇间却锁着父亲般的沉郁和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郁。父母的争吵，尤其是那每月一次的激烈风暴，是他成长的背景音。风暴来临时，他那壮实的身躯会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房门紧闭，像一道试图隔绝噪音的壁垒。阿瑛后来还借过他的港大图书证。阿瑛猜想，这个家，对他这样高大却沉默的年轻人而言，恐怕也只是一个暂时的驿站。自从儿子上大学，石先生和王女士早已分房而睡，物理空间上的隔绝，是这场无解婚姻最无奈的注脚。平日里，王女士忙于自己的锻炼和社交，石先生沉默散步，家中倒有一种奇异的、紧绷的平静。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每月一次的雷暴，终会来临。
四、电话那头的星光
1983年的夏天，暑气蒸腾。阿瑛正端着油腻的托盘在餐厅人声鼎沸中穿梭，突然被叫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表妹阿芳急切又兴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