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渡口
大邱的雨季，仿佛没有尽头，连时间都被雨水泡得绵软、褪色。阿炫童年的红砖楼，楼梯扶手锈蚀如凝固的血痕。六岁那年，一场暴雨吞噬了妹妹，浑浊的水沟再无涟漪。母亲把悲恸生生咽下，化作一句淬毒的诅咒，狠狠钉进阿炫的生命里：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那枚钉子，从此深嵌。她学会了隐身：走路贴墙根，吃饭只夹眼前菜，将存在感压缩至无声无息。
十八岁前，唯有学校天台是她喘息之地。黄昏的风卷起操场的旗帜，猎猎作响。她站在水泥围栏边缘，脚尖悬空，丈量着与解脱的距离。
“跳下去，就轻松了吧？”
可奶奶那双布满沟壑的手，曾笨拙地擦去她的泪痕，声音像干瘪的豆荚：
“再熬一熬，娃儿，明天说不定有烤红薯呢。”
于是，她熬着。白天课堂，夜晚便利店的冷光，凌晨两点路灯下背英语单词的剪影——只因听说“外面的世界讲英语”。烤红薯的温热幻想，是暗夜里唯一的光点。
十九岁，她攥着那张写着“艺术类可申请奖学金”的贫困生表格，挤进了汉城一所学费最廉的私立大学，主修戏剧电影。无关梦想，只为生存。
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滚烫的灯光如瀑倾泻，台下是无边的黑暗。那一刻，胸腔里传来陌生的轰鸣——原来“被看见”的感觉，如此震耳欲聋。
然而现实没有追光。大二，奶奶中风倒下，父亲再婚，母亲远走釜山。生活的脐带骤然断裂。她钻进地下酒吧的霓虹，踩着爵士乐的鼓点，一小时两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0元）。汗水浸透廉价演出服，脚踝在重复的旋转中肿成馒头。
2000年3月，校园公告栏一角，一张印着陌生方块字的中文海报闯入眼帘：“招募赴台拍摄偶像剧，需韩语流利、能吃苦。”
海报上的繁体字，她一个也认不全。但那句“能吃苦”像磁石。她几乎是扑上去，撕下了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
面试那天，她套上跳蚤市场淘来的唯一正装——黑西装，袖口磨得发亮，如同她磨损的青春。监制问：“为什么想去台湾？”
她用磕绊的英语，凿开一条生路：“becae I o leave.”
2000年9月15日，桃园机场笼罩在细密的雨幕中。她推着一只20寸的旧行李箱，里面塞满了速食泡面、几罐辣泡菜，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拼音注音对照表。
来接机的制片助理热情地喊：“阿炫！”
她怔忡两秒才反应过来——那是报名表上随手写下的“艺名”。一个崭新的代号，一个剥离过去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