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的字还在那儿，像拿刀刻上去的，亮得扎眼睛。幽蓝色的光打在墙上，整个指挥室像沉到了海底，死气沉沉。空气里一股烧焦的电线味，混着地板的橡胶臭，闷得人胸口发紧。我盯着那行字——“你看见的，只是开始”——瞳孔缩成针尖，那几个字好像活了，顺着视线往我脑子里钻，烙在神经上。
手死死抠着桌沿，指节发白，指甲快陷进木头里。这不是吓唬，也不是挑衅。是通知。像某个早就埋好的机关，咔的一声，启动了。倒计时开始，没人听见，但它确实在走。
李悦已经把沙箱机的电源拔了，动作快，但蹲下拆硬盘时，手抖了一下。她眼神却稳，把硬盘塞进防磁盒，再套进铅盒，一层层封，跟拆炸弹一样。赵勇站在她后头，手一直按在枪套上，拇指在皮扣上来回蹭，眼睛扫着墙上的接口、通风口、天花板的摄像头。他肩膀绷着，耳朵微动，像在听什么只有他能捕捉的声音。
“断干净了。”她嗓音压得低，从喉咙里挤出来，盖上铅盒，“没日志，没远程唤醒。不是从网上来的——是直接写进固件的。就像有人拿着螺丝刀，亲手把代码刻进主板。”
我点头，走到墙角，弯腰打开备用电源箱，输密码。锁“咔”地弹开。顺手抄起剪线钳，咔嚓一声剪断网线。那声响刺耳，像什么被彻底掐断。线扔进铁皮桶，底下还躺着几块烧黑的电路板和碎U盘。这机器废了。谁知道它肚子里还藏着什么没吐出来？谁知道那心跳波形背后，是不是更深的坑。
“不管这留言是真是假，”我开口，声音平，像在说服自己，“它说明一件事——对方知道我们在看。能绕过物理隔离，直接碰终端。不是黑客，是渗透。有人，或者某个系统，在我们内部留了后门。”
赵勇皱眉，眉头拧成“川”字：“那就不能等。A7站坐标出来了，十一点十五分。现在十点二十七，四十八分钟。等他们交货，芯片一出境，线索就断了。三年前的教训还不够？”
李悦立刻顶回来，话像刀子：“可我们连芯片在哪个设备里都不知道！那批‘生命监测仪’三年前就报关，流向十几个国家——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吉隆坡……万一早就拆了、卖了，甚至烧了？贸然动手，只会逼他们自毁。”
“你不冲进去，怎么知道？”赵勇声音抬高，一拳砸在桌上，水杯晃了晃，“坐标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不去，谁去？让那行字自己跳出来抓人？让孙伟白死？”
“强攻只会触发应急。”李悦盯着白板上的物流图，指尖划过几条红箭头，“三年前旧港火灾就是例子。信号只传了23秒，然后全毁。如果芯片是密钥，他们肯定有备用方案。我们冲进去，看到的可能又是一堆灰——烧坏的机器，烧焦的人，烧光的证据。”
我走过去，拿起笔，在“保税区A7中转站”测仪出口记录”。笔尖顿了顿，又补上“蓝光频率触发器”六个字，写得慢，像拼一块缺角的拼图。
“孙伟最后留下的，是心跳。”我声音忽然轻了，怕惊了什么，“不是求救，不是警告，是证据。他用最后的心跳，把线索塞进数据里。这不是偶然，是设计好的。我们今天能看见，是因为有人——或者某个机制——觉得时机到了。”
赵勇盯着我，眼里有火，也有不解：“所以呢？等‘时机’再给我们发个通知？等他们交完货，寄封感谢信？”
“所以不能乱。”我放下笔，看着他们俩，“芯片不是钱，是钥匙。它得插进特定设备才能用。不能随便搬，也不能远程启动。只要找到那台机器，就能定位，甚至反向追踪信号。”
李悦接上：“我在比对东南亚七家医院的接收记录。三家申报了同型号监测仪，但两家序列号对不上——大概率是假报。我要查维修日志和供电数据，看哪台被动过。特别是电流波动——如果用过非原厂电源，系统会留下畸变。”
“你有几成把握？”
“七成。”她看着我，眼神没闪，“但要两小时。这期间我必须离线，不能联网，不能调外部库，否则可能触发反追踪。”
我转向赵勇：“A7站，你能带人摸到外围，不惊动守卫？”
“容易。”他点头，嘴角扯了下，“两组便衣，走排水管进去，架热成像和声波监听。有人进出，车启动，设备通电，都能抓到。他们不会知道我们来过。”
“但不准碰目标。”我盯着他，“只看，不碰。确认人、车牌、有没有搬设备。发现可疑信号，立刻撤。不准追。这是命令。”
他脸色沉了，喉结动了动：“你是怕重蹈三年前？”
“我是怕再丢一个孙伟。”我说。
他没说话，拳头攥紧又松开，指节“咔吧”响了一声。三年前，孙伟就是在他掩护下进旧港中转站，信号传了23秒，整栋楼起火。他们冲进去，只找到一具蜷缩的尸体，和一段残缺的心跳。
“现在分工。”我撕下一页记事本，写指令，“李悦继续挖U盘残留，重点查‘生命监测仪’真实流向，尤其是有没有回流境内的痕迹。赵勇带队去A7站外围侦察，代号‘静影’。所有信息用纸条传，双人签收，不留电子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