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春上海，总裹着层黏腻的潮湿。周明勋撑着把青布伞，护着沈青梧穿过飘着洋槐花瓣的巷弄——尽头那栋爬满新绿爬山虎的红砖小楼，便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私藏档案的所在。门楣上“警务处档案科”的铜牌被春雨浸得发亮，风一吹，悬在檐角的铜铃叮当作响，倒让这隐秘之地多了几分不真切的热闹。
他抬手叩了三下门，节奏短促而有章法。门内很快传来轻而警惕的脚步声，一道缝隙里先探出半张脸：“明勋？”老吴的圆框眼镜蒙着层水汽，手指还沾着未干的墨痕，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短衫，领口别着枚磨旧的铜笔帽，一看便知是常年埋首纸堆的人。
周明勋侧身让沈青梧上前，声音压得极低：“吴叔，这是沈青梧，我跟您提过的，查沈敬海的事。”
老吴的目光在沈青梧脸上顿了顿——姑娘穿件月白学生裙，发尾别着支银质梅花簪，裙角还沾着点巷口泥地的潮气，看着像圣约翰大学里刚上完课的学生，可那双眼睛里的沉定，却比租界里摸爬滚打多年的探员还稳。他没多问，只侧身让两人进屋，反手扣上三道铜锁，才引着他们往档案室深处走。
档案室的潮气比外头更重，空气里混着旧纸的霉味、油墨的涩味，还有窗台上那盆晚樱飘进来的淡香，古怪却又和谐。老吴走到最里侧的铁柜前，蹲下身摸索半天，掏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咔嗒”一声拧开柜门——最底层压着个牛皮纸档案袋，边角磨得起了毛，封条上“机密”二字被水汽浸得发乌。
“都在这儿了。”老吴把档案袋递过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去年秋天上头就下了销毁令，说是‘清理冗余档案’，我瞧着这里头的事不对劲，偷偷藏在了最底下。”
沈青梧伸手接过，指尖刚碰到纸袋就觉一阵凉意。她缓缓抽出里面的资料，第一张便是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件不合身的浅灰洋装，梳着油亮的分头，眉眼间带着股生涩的锐利，右下角用铅笔写着“民国二十年，武藤敬二，沪上日商洋行职员”。
民国二十年，是1931年。那年九一八事变刚过，上海租界里的日本人气焰正盛。沈青梧的手指猛地攥紧照片，指腹几乎要嵌进纸里，连呼吸都滞了半拍——沈敬海，那个在沈家祠堂挂着牌位、被父亲称作“族中栋梁”的男人，竟然是个日本人？
“他是1931年来的上海，先在虹口的日商洋行做翻译。”老吴拉过张木凳坐下，声音压得更低，“后来不知怎么搭上了青帮的人，改了沈敬海的名字，还托人认了个沈家远房亲戚做幌子——没人知道他的底细，只当是沈家旁支来沪闯荡的。”
沈青梧翻着后面的资料，一页页全是触目惊心的记录：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借沈家名义开办“敬海商行”，低价强收闸北华商的绸缎庄，转头就以三倍价格卖给日本军需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浦东有个粮商不肯跟他合作，夜里仓库就着了火，巡捕房查了半月，刚摸到点线索，日本领事馆就派了人来施压，最后只能以“意外失火”结案；还有几页巡捕房的内部报告，字迹潦草却字字清晰——“查沈敬海与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往来密切，搜出密信三封，涉及沪上华商物资清单……日方领事警告‘勿干涉友邦事务’，令停止调查”。
“现在他是青帮‘通字辈’的红人，租界里的赌场、烟馆，一半都有他的股份。”老吴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无奈，“这半年来日军在租界周边增兵，他的气焰更盛了。打着沈家的招牌，多少华商被他坑得家破人亡？有人来报案，上头怕得罪日本人，连案都不敢立。这上海滩，如今真没人敢管他了。”
沈青梧把资料按原样叠好，放回档案袋里，指尖的凉意顺着手臂往上爬。她抬起头，眼底的震惊早已压下去，只剩一片冷沉——原来沈家这些年的“名声”，竟有一半是被这样一个日本人踩着华商的骨头撑起来的；原来父亲总说“敬海办事牢靠”，竟是被人蒙在鼓里，成了日军掠夺沪上物资的帮凶。
周明勋看出她的隐忍，伸手轻轻按了按她的肩膀，声音温和却有力：“别急，现在知道了底细，总能找到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