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杨家岭的雪总带着股韧劲，下了整宿，把戏台散场时的最后一阵锣鼓都闷进了棉絮似的雪里。夜戏刚毕，看戏的人裹着寒气往家赶，踩得积雪咯吱响，混着远处隐约的犬吠，倒比戏文里的厮杀更有烟火气。
阮大力夹着公文包的手指冻得发僵，却仍死死攥着那层油皮。他眼角的余光扫过戏台后门那架老木梯，梯身积着薄雪，在几盏晃悠悠的汽灯下泛着冷光——那汽灯悬在风里，忽明忽暗，倒像谁把月亮掰碎了，撒了几颗在半空。
职业性的警觉像根细针，猝不及防刺进后颈。他脚下加快，踩着木梯往下挪，靴底刚碰上第三级，就觉脚下一空。那木头是他三天前趁夜锯的，只留了层薄皮连着，原是为防万一，没想此刻倒成了绊自己的绳。
身子往前栽的瞬间，公文包脱手飞出，“噗”地砸进雪地里，陷出个深窝。坑底早埋着口黄铜盆，半盆冰水结着层薄冰，冰下沉着条细钢丝绳，一头系在梯脚的铁环上，另一头绕过墙角，牵着十步外那孔窑洞窗棂上的风铃。
“叮——”
铃声短促得像谁冷不丁打了个寒颤，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清透。
阮大力下意识去摸腰间，枪套是空的。半个时辰前，那个管后勤的小战士红着脸来借枪，说“想试试新配的子弹”，他那时正盯着戏台上的花旦出神，竟随手递了过去。此刻掌心空荡荡的，才惊觉那“试靶”原是调虎离山。
风铃响到第三声，窑洞门“吱呀”开了道缝。
吴国炎拎着盏马灯走出来，灯罩沿糊了圈红纸，把昏黄的光滤得暖融融的。他穿件灰布棉袍，领口沾着点雪，倒像刚从哪户人家串门回来。
暖光打在阮大力脸上，他还维持着惯常的谦和，嘴角甚至扯出点恰到好处的惊讶，仿佛摔这一跤只是寻常意外。
“阮股长，”吴国炎的声音裹着呵出的白气，温和得像在给客人掸肩上的雪，“这梯子年久失修，没摔着吧？”
阮大力挣扎着爬起来，拍了拍棉袍下摆的雪，笑：“托吴科长的福，骨头还硬朗。”
话音未落，窑洞里又走出个人。是老杨头，佝偻着背，脸上沟壑里还沾着锅底灰，肩上斜挎着条空枪带，活脱脱个哑吧随从。可那双藏在耷拉眼皮后的眼睛，亮得像淬了冰。他手里握着根三尺长的旱烟杆，铜烟锅磨得锃亮，此刻正朝下，稳稳对着阮大力的眉心。
阮大力脸上的笑僵了半分。他在杨家岭待了半年，常看见这老汉在食堂劈柴、在马棚铡草，谁都知道他是个哑嗓音，说话含糊不清的老汉，却不知他是边区锄奸队的负责人，更不知这杆烟杆里藏着三寸钢针。
“借一步说话？”吴国炎侧身让出窑洞门，红纸上的暖光在他脸上游移。
老杨头忽然用腰带往阮大力膝弯一抽，他身子猛地前倾，却被烟杆轻轻一点，正点在胸口膻中穴。力道不重，却像有股绵劲直透骨头缝，双腿一软，“噗通”跪在雪里，刚好跪在那口铜盆前。
冰水瞬间浸过棉裤，冻得膝盖发麻。盆边飘着段麻绳，粗麻里裹着根极细的钢丝，在马灯光下泛着青幽幽的光，像条冻僵的蛇。
吴国炎蹲下身，用指甲弹了弹钢丝，“叮”的一声脆响。“重庆罗家湾十九号的新手艺？”他指尖捻着钢丝转了半圈，“一根绳套三套芯，火烤不断，水浸不烂，传电只走半秒，刚好够发个‘得手’的讯号。”
阮大力喉结动了动，脸上的笑彻底凝住了，像被这寒气冻住的湖面。
窑洞里头，火盆烧得正旺。
盆里噼啪作响的不是炭，是半截发报机线圈，外面缠着被剪断的铃线。火舌舔过那截钢丝时，发出细微的“哔啵”声，像谁在暗处嚼着脆骨。
阮大力被按在板凳上，双手反剪在背后。绑他的是根浸了水的粗麻绳，打了个“捆猪蹄扣”——这结是老杨头的绝活，越挣越紧，麻绳遇热收缩，勒得手腕生疼。
吴国炎没急着问话，先倒了碗热姜汤，推到他面前。“廖逸阳先生，”他慢悠悠地说，“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喝口热的暖暖，省得牙打颤。边区条件差，比不得重庆，委屈您了。”
“廖逸阳”三个字像块冰，砸得阮大力浑身一震。他猛地抬头，眼里的镇定碎了大半。自己用“阮大力”这个身份潜伏半年，连档案都做得天衣无缝，这吴科长怎么会知道他的真名？
他端起姜汤抿了一口，舌尖立刻尝到股铁锈味。低头一看，碗底沉着片竹片，薄得能贴在上腭，边缘还带着点毛刺。
吐也不是，咽也不是，他僵在那儿。
老杨头用烟杆敲了敲碗沿，“当”的一声。他仍是那副哑嗓子模样，却从喉咙里挤出沙哑的声：“竹片无毒，”烟杆又朝他喉咙点了点，“再往下三寸，就是食道。”
审讯在火盆后的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