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尖在纸面停顿的瞬间，墨迹微微晕开。我盯着那团蓝，没动。耳边还回荡着她最后那句话——“别忘了检查耳返”。不是讽刺，也不是警告，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提醒，像是同行之间最自然的交流。
我合上乐谱，起身时椅子在地面划出轻微声响。走廊灯光比刚才亮了些，可能是时间刚好走到换班节点。我没有直接回办公室，而是朝录音室方向走去。脚步不快，也没想好见了她要说些什么。
拐过转角时，正看见徐若琳从b号录音棚出来。她摘下耳机，搭在颈间，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稿，封面写着项目编号和我的名字。我们同时停下，距离不到三步。
空气里有种说不清的安静，不像之前那种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完全是松弛。更像是……一场大雨过后，湿气还在，但雷声已经远了。
“你刚录完？”我问。
她点头，“试了一段新写的副歌，不太顺，重来了几遍。”
我没接话。她没走，也没回避视线。
“那份报告，”我开口，“真的没交？”
“我说过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她语气平稳，没有刻意强调，也没有闪躲，“写了，看了整晚，最后塞进了包底。第二天就没再拿出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没有挑衅，也没有伪装的柔和。就是一种很真实的疲惫，混着一点释然。
“我不确定能不能立刻相信你。”我说，“但至少你现在站在这里，愿意承认做过什么，这和以前不一样。”
她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也不是冷笑，只是肌肉轻微牵动。“我知道我不该指望你马上接受这一切。我也不是为了让你原谅才说这些。”
“那你为什么说？”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打印稿，指尖轻轻敲了两下纸页边缘。“因为我不能再骗自己了。每次看到你在排练室一遍遍调整音准，在会议上一条条解释流程，我都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她抬眼，“我不是输给你，是输给了我自己。我用手段去压人的时候，就已经输了。”
我没有立刻回应。过去那些事确实还在，不会因为几句话就消失。但她现在说的话，不是辩解，也不是求和，而是一种自我清算。
“我不想再活在那种状态里了。”她继续说，“提防你，算计你，连听到你进步的消息都觉得是威胁。太累了。”
“所以你现在想怎么做？”
“做音乐。”她说得干脆，“不是靠关系，也不是靠打压谁来证明自己。我想写歌，做制作案，哪怕从助理做起。如果有一天我能拿出作品站在你旁边，而不是站在你对面，那就够了。”
我静静听着。她没说“合作”，也没提“姐妹情深”，甚至没说“道歉”。但她说了“站在你旁边”。
这四个字，比任何承诺都重。
“我可以等你拿出作品。”我说，“但前提是，别再动手脚。项目的事，舞台的事，我们都凭实力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