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萍坐在客厅那张老旧的布艺沙发上，身体微微前倾，手肘压在膝盖上，指尖死死捏着一张银行对账单。纸张早已被汗水浸得发软，边缘卷曲，像是被反复揉搓过无数次。她的目光死死钉在那个数字上——237.65元。
窗外，江城的黄昏正缓缓沉入灰暗的云层。六点刚过，天色却已如同深夜，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映在对面楼栋的玻璃窗上，像一排排冷漠的眼睛。屋内，一盏吊灯发出昏黄的光，灯罩边缘积着薄灰，光线被削弱了大半，照得整个客厅像是蒙了一层陈年的旧布。
里屋传来孩子的哭声，断断续续，带着一种被压抑的委屈。那是她的小女儿，才两岁，正发着低烧，却没人愿意带她去医院。婆婆在厨房里用力刮着锅底，铁铲与铁锅摩擦，发出刺耳的“吱嘎”声，像一把钝刀在磨人的神经。
“这米又贵了三毛！”婆婆的声音穿透墙壁，尖利得像一根针，“老周的工资怎么又少了？上个月还能多给两百，这个月倒好，连菜钱都不够！”
周萍没应声。她知道婆婆在等她反驳，等她哭诉，等她像往常一样跪地求饶。可她只是把对账单翻了个面，背面是丈夫周强的工资条复印件——月薪两万五，税后到手两万一。而她，这个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照顾全家老小八年的妻子，每个月只被“施舍”237.65元。
理由冠冕堂皇：“房贷一万二，车贷三千五，你妈的透析费四千，再加上人情往来、水电物业……剩下的，能给你这些已经不错了。”
可周萍知道，那些“剩下的”，大多流向了另一个女人——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林小雅，二十五岁，笑容甜美，朋友圈里全是香奈儿、爱马仕、三亚的海景房和马尔代夫的私人飞机。她曾在周强的手机里，看到他给林小雅转账的记录：元，备注是“宝贝，生日快乐”。
她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慢慢拧紧，几乎窒息。
八年了。她曾是广告公司最年轻的创意总监，年薪三十万，提案会上一言九鼎。可为了生第一个孩子，她辞了职。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彻底成了“全职太太”。没有收入，没有社交圈，没有朋友，甚至连微信好友列表都只剩下几个同样被困在家庭里的主妇。
她不再是“周萍”，而只是“周太太”——周强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婆婆的儿媳，姑嫂周丽的姐姐。
她成了这个家的“消耗品”，一个可以被随意指责、辱骂、剥削的存在。
她开始抱怨，起初是低声啜泣，后来是歇斯底里地哭诉。
在菜市场，她蹲在卖菜大妈的摊前，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十块钱，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青菜上：“我家那口子，心都黑了！钱全给了外面那个小妖精，我连奶粉都买不起！孩子发烧，连退烧药都要省着用！”
大妈叹气：“哎哟，男人都是这样，你忍忍吧。”
在小区广场，她推着婴儿车，遇到遛狗的邻居李姐。李姐穿着名牌运动服，狗项圈都是LV的。周萍忍不住说：“我婆婆天天骂我不会生儿子，说我生两个娃是‘赔钱货’。姑嫂还抢我老公的孝敬钱，说她才是亲闺女！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
李姐敷衍地点头：“是啊是啊，不容易。”
在电话里，她对唯一的闺蜜林晓哭：“没钱，真的会让人发疯。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林晓劝她：“别想不开，孩子还小，你要为他们活。”
可周萍觉得，她已经死了。她的灵魂被日复一日的琐碎、冷漠和羞辱一点点啃噬，只剩下一个空壳。
她开始做噩梦。梦里，她被周强一脚踹出家门，怀里抱着两个哭嚎的孩子，站在暴雨中，身无分文。婆婆在阳台上朝她泼冷水，周丽搂着周强的肩膀，笑得花枝乱颤。她想冲上去，却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家门关上，灯光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