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城外的官道上，车马粼粼，人流如织。
集市沿着官道蔓延开去，叫卖声、议价声、车轴吱呀声混杂在一起，蒸腾起一股看似蓬勃的生气。
然而，若细看这繁荣，便能察觉几分畸形的底色。摊贩的货物多以竹木器具、粗布麻衣为主，鲜见赤火公社流传过来的精巧铁器或结实耐用的棉布。
人们的脸上，大多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满足，而非真正开拓的豪情。这是一种被圈定在框子里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安稳”。
“听说了吗？市税又降了半成！”一个卖苇席的老汉对邻摊的货郎低语，脸上带着捡了便宜的欣喜。
“早知道了！吴侯仁德啊！”货郎忙不迭地点头，又压低声音，“还有那‘平价粮仓’，虽说不是时时都有粮，但总归是个念想，遇上荒年，总比往年只能等死强。”
不远处，一间新挂出牌匾的“织工行会”门前，几个穿着浆洗发白布衣的织工正在恭敬地听会首训话。
那会首是官府指定的，反复强调的便是“行会旨在调和同业纠纷，互助互利，绝不得妄议国是，需谨守本分”。织工们唯唯诺诺，能有一个被官方认可的“组织”，似乎已是莫大的恩赐。
这便是东吴在北方赤火公社理念冲击和军事压力下，为维系统治而抛出的“让步政策”——略微松了松套在民众脖子上的缰绳，给几颗看似甜美的“糖丸”。
降低的市税，会被以其他名目的摊派找补回来；那常备不满的“平价粮仓”，更多是安抚人心的象征；而被阉割了政治功能的“行会”，则成了将潜在反抗力量纳入管控的精致牢笼。
集市旁的茶棚里，人气最旺。几个脚夫模样的汉子灌下几口粗茶，便开始高谈阔论。
“要我说，咱们江东，真是块福地！”一个黑脸汉子抹了把嘴，“北边曹魏，动辄抓丁，赋税重得能压死人！再看看咱们，孙侯体恤咱们小民，又是减税，又是设粮仓，这才是明主啊！”
“可不是嘛！”旁边一个瘦削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人接口，他扶了扶头上的方巾，语气带着几分自以为是的“清醒”，“我听说，蜀汉那边更是不像话，整日里不是这个工匠闹事，就是那个农户抗租，搞得乌烟瘴气，哪有一刻安宁？日子哪有我们这般安稳自在？”
此言一出，茶棚里一片附和之声。
“对对对，安稳最重要！”
“那些闹事的，都是不安分的刁民！”
“还是咱们江东好，太太平平的。”
他们满足于这用锁链换来的、略微宽松的囚笼，并真诚地赞美着发放钥匙的狱卒。
他们将身上枷锁的略微松动，视作了自由的降临，却浑然不觉那枷锁本身依然存在，甚至因为包裹了一层“仁政”的丝绸而更具迷惑性。
春水汤汤，温柔地拍打着堤岸，也温柔地侵蚀着岸基。
这江东的春水，暖意融融，却是一池精心调配的、麻痹神经的温水。浸泡其中的生灵，正心满意足地，走向更深、更无法挣脱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