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密室中贾诩与程昱那番关于人性与理念的冷酷剖析，其回声似乎尚未完全消散，来自北疆的隐秘情报便接踵而至，如同冥冥中的印证，将理论上的推演化为了现实中的阴影。
细作传回的消息，不再是单纯的军事调动或经济数据，而是深入到了赤火公社的肌体内部，捕捉到了一些微妙却不容忽视的杂音。
知识分子中的失落者：
周远，一位早年因不满士族垄断学问而投奔赤火的寒门士子，曾以其笔墨为赤火摇旗呐喊，立下过功劳。但如今，在龙骧谷某次非正式的文友聚会后，他多喝了几杯，对着三五“知己”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抱怨：
“纪律，纪律，还是纪律！一切都要按《赤火律》来，一切都要为了那些……那些刚放下锄头的泥腿子！我们读书明理，难道就是为了给他们当管家、做仆人吗？当初在颍川，我们还能纵论天下，畅所欲言，如今……哼，连写篇文章都要思前想后，怕不合‘基调’！这‘大同’，莫非就是要磨平所有人的棱角？” 言语之间，早年那份投身革命的激情，似乎已被严格的集体生活和资源配给制消磨，代之以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
新晋官僚的隔阂：
随着赤火公社控制区域的扩大和治理的复杂化，一批精通算术、工程、管理的技术官僚被提拔起来。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负责水利规划的某位前朝工部小吏之子，开始下意识地追求与其“身份”匹配的待遇。
他们抱怨集体宿舍嘈杂，希望能有更安静的办公和居住环境；他们觉得与浑身汗味的工匠、满身泥点的农民在同一口大锅里吃饭“有失体统”，希望伙食能有所区分。
这种对“舒适”与“体面”的追求，虽未明言，却在无形中与“官兵一致、干群一体”的朴素传统产生了微妙的隔阂。
高层的潜在分歧：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赤火公社的最高决策圈内，一些关于未来的潜在争论也已萌芽。
在一次关于未来五年规划的务虚会上，围绕着“权力如何平稳交接”、“《赤火律》是否应随时代演进进行修订”、“如何界定‘大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标准”等议题，韩澈的稳健务实、赵将的军事优先、乃至林枫（尽管经过改造，但其思维惯性仍在）隐含的“效率至上”倾向，已初现端倪。
虽然目前这些分歧尚控制在理性讨论的范畴内，且都对陈烬保持着高度尊重，但那潜藏的、关于道路解释权的暗流，已经悄然涌动。
这些零零总总的信息，被汇集到陈烬的案头。
陈烬放下情报，久久沉默。他走到窗前，望着龙骧谷内看似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景象，目光却锐利如鹰。他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些苗头背后隐藏的危险——那是理想被日常消磨、激情被权力腐蚀、共识被利益分化的开始。
他立刻采取了行动。
加强了对《赤火律》执行情况的巡查，尤其是针对干部待遇、资源分配等敏感领域，要求“肃风司”更加严格地履行职责，纠察任何可能滋生的特权思想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他甚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有的同志开始讲条件、搞特殊”的倾向，重申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原则。
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纠偏作用。
然而，远在许昌的贾诩，在得到相关情报后，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竟泛起一丝极其细微的、近乎怜悯的弧度。
“看，开始了。”他对程昱低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察觉了，他行动了。他用‘律法’和‘纪律’的鞭子，去抽打那试图抬头的人性。他越是用力维系那‘无我’的纯粹，就越凸显出他个人权威在维系这纯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便是悖论的第一步。”
“他以‘肃风’之名，行‘督众’之实。今日督的是行为，明日，当理念之争爆发时，他又将督何物？届时，他手中的尺度，又该如何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