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首集的市场恢复了秩序，赤火币重新在人们手中流畅起来。但所有人都明白，平静的水面下，暗涌从未停止。掌握金融权，将成为赤火公社在这条艰难道路上，必须时刻握紧的另一柄利剑。
龙首集的“兴隆”纺织工坊，曾是《鼓励工商令》颁布后积极响应扩产的典范。
工坊主王启年，一个精于算计的中年人，起初确实靠着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赚得盆满钵满。但人的欲望总是难以填平。看到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他开始不满足于现有的利润。
于是，他暗中授意工头，将每日工时从规定的四个时辰延长到七个半，工钱却分文未加。若有工人抱怨，便以“外面想进来做工的人多的是”相威胁。女工们疲惫不堪，手指被纺锤磨破，收入却未见增长，怨气在闷热的工坊里积聚。
这股怨气，终于在新成立的龙首集纺织工会那里找到了出口。工会的负责人，是原先工坊里一位识字、有威望的老织工李大姐。她带着几名女工代表，没有像旧时代那样哭诉或无谓的破坏，而是拿着赤火公社颁布的《劳动律》，直接找到了王启年。
“王东家，”李大姐不卑不亢，指着律法条文，“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日工不得超过四个时辰，工钱需足额按时发放。您如今的做法，可是违了咱们赤火公社的法度！”
王启年先是一惊，随即摆出惯常的油滑姿态：“李大姐，话不能这么说嘛。如今行情好，订单催得紧，大家多加把劲，工坊效益好了，年底自然少不了大家的分红嘛！再说了，没有我这工坊，大家去哪挣钱吃饭？”
“吃饭也要讲规矩！”一个年轻女工忍不住反驳，“我们是要吃饭，但不是卖命！按律法办事，天经地义！”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事情很快报到了龙首集的民政府。
出人意料的是，政府派来的调解员并未像王启年预想的那样偏袒工坊，也没有如李大姐最初希望的那样直接强制工坊主让步。
调解员先是严肃地对王启年重申了《劳动律》的权威性：“王东家，赤火公社保护合法经营，但绝不允许肆意盘剥。延长工时、克扣工钱，于法不合，必须纠正。若一意孤行，不仅面临罚款，工坊也可能被勒令整顿。”
接着，他又耐心地向李大姐和工人们解释：“工友们，你们的诉求合理合法，我们坚决支持。但也要看到，工坊若能正常经营，大家才有长久的工作和收入。我们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既保障大家权益，又不让工坊难以为继的办法。”
经过几轮调解和测算，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王启年必须严格执行四时辰工作制，并将工钱恢复到法定标准；同时，为了补偿因缩短工时可能带来的订单延误，工会同意在订单确实紧急时，组织工人自愿、有偿地进行有限度的加班，加班工钱按平时的一点五倍计算。
协议达成，工人们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脸上露出了笑容。王启年虽然损失了一些预期利润，但工坊得以继续运转，工人情绪稳定，生产效率反而有所提升，他暗自盘算，也并非全无好处。
事后，陈烬将参与此事的干部召集起来，以此为例进行剖析。
“大家都看到了，‘兴隆’工坊的事，绝不是孤例。”陈烬目光扫过众人，“劳资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我们建立了新政权就自动消失。”
“我们的政策是什么？”他自问自答，“是 ‘劳资两利’ ！”
“什么叫‘两利’？”他详细阐述，“首先，必须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休息权、获取合理报酬的权利，这是底线，不容触碰！不能为了所谓的‘发展’和‘税收’，就一味偏袒资方，纵容剥削，那我们就背离了初心，成了新的压迫者！”
“但同时，”他话锋一转，“我们也要保障工坊主、商人的合法经营权，保障他们能获得合理的利润。不能因为工人一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压资方，吓得所有资本都不敢进来，那等于自断手脚，最终受损的还是我们的经济和依靠经济生存的工人。”
“那么，如何实现‘两利’？”陈烬给出了答案，“就是要通过我们制定的《劳动律》等法律，以及像工会这样的工人组织，把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让双方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暴力或无序对抗。”
他最后总结道：“把这股力量引导好，它就能成为促进生产、改善管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反之，如果处理不当，它就会成为撕裂社会、阻碍发展的破坏力。这其中分寸的拿捏，正是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干部们听着社长的分析，再回想“兴隆”工坊事件的处理过程，心中对“劳资两利”这一看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的政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们意识到，治理一个正在迈向新生的社会，远比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