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勾勒了战后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变：
“此次大战，旧有的以欧洲列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已被彻底摧毁。英、法、德等传统强国经济凋敝，实力大损，其殖民地体系亦风雨飘摇，处于瓦解前夕。唯美国凭借其独特地理优势，非但未受战火摧残，反而通过‘民主国家兵工厂’角色，工业生产能力和黄金储备暴增，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绝对霸主，其Gdp占全球比重过半，拥有无可争议的经济霸权。”
接着，他重点分析了美国主导构建的新国际经济体系：
“为确立并维护其经济霸权，美国正积极构筑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美元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亦成为其推行经济政策、影响各国经济之重要工具。此体系虽在短期内有助于战后重建和稳定汇率，然其本质是为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服务，长远看，我将深陷其中，金融货币政策自主性将受极大制约。”
“同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实则有利于拥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美国进一步占领全球市场。我若欲参与国际贸易，必将面临此体系之巨大压力。”
然后，他指出了两大阵营对峙下的经济分裂趋势：
“与政治上的冷战趋势同步，世界经济亦呈现‘平行化’、‘集团化’分裂之势。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西欧复兴，实则将西欧纳入其经济势力范围，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苏联则致力于加强其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之经济联系与协作，形成‘经互会’雏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市场正在形成。两大经济集团之间之贸易、技术交流将日趋减少，甚至出现封锁与禁运。我实行‘一边倒’政策，客观上意味着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将主要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经贸往来，与西方世界之经济联系将面临重重障碍甚至断绝之风险。”
他特别强调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
“尤须关注者，乃此次大战期间及战后迅猛发展之科学技术，如原子能技术、喷气式飞机、早期电子计算机等。这些技术正迅速由军用转向民用，必将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其劳动生产率、工业产能将进一步提升，与我之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技术封锁将成为西方遏制我未来发展之重要手段。我若不能大力追赶，将在未来竞争中处于极其被动之地位。”
最后，他结合国情，提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建议：
“综上所述，我新中国经济建设，将面临极其复杂严峻之国际环境：既有被排除在西方主导经济体系主流之外、遭受封锁孤立之风险，亦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寻求协作之机遇与可能之依赖。”
“故，我之经济战略须立足长远，脚踏实地：
其一，自力更生为主：必须将立足点放在国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之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此为摆脱对外依赖、维护国家独立之根本。
其二，善用苏东援助：充分利用与苏东阵营之经贸关系，引进其资金、技术、设备，但须明晰其战略意图，避免形成单一依赖，并努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其三，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利用西方阵营内部矛盾（如英、法、德等国与美之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探索通过各种民间、半官方渠道，甚至利用香港等特殊窗口，尽可能获取外界资金、技术、设备。
其四，重视农业与轻工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之同时，必须兼顾农业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保障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基础与市场。
其五，培育科技人才：将发展教育、培育本国科技人才置于战略高度，这是打破技术封锁、实现长远发展之唯一途径。”
写完最后一个字，邵明珠几乎虚脱般地靠在椅背上。这两份报告，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心力。他将自己对未来的认知，巧妙地融入符合时代背景的深刻分析之中，既不过于惊世骇俗，又极具前瞻性和预警性。
他知道，这两份报告一旦呈交，必将像两颗重磅炸弹，在他所能触及的最高决策层引发深远的影响和激烈的讨论。他或许无法改变历史的宏大叙事，但他希望，自己能像一只微微扇动翅膀的蝴蝶，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惊涛骇浪般的国际局势中，多争取一丝准备的时间，多指明一个可能的方向。窗外，天光已然大亮，新的历史正在书写，而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