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邵明珠仿佛从军部消失了。赵刚特批给他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除了一日三餐由通讯员按时送去外，严禁任何人打扰。
在这间弥漫着旧书卷和油墨气息的办公室里，邵明珠完全沉浸在了另一个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的世界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桌面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铺满了各种文件、地图和内部参考消息。他贪婪地阅读着每一份能从机要室和情报部门调阅来的资料，包括一些截获的外电新闻稿、零星的国际形势分析以及来自各野战军零星上报的、关于境外势力动向的蛛丝马迹。
越是查阅，他越是心惊。高层目前掌握的国际信息确实相对有限，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肃清大陆残敌、筹备新政协和恢复国民经济上。对于外部世界正在加速形成的两大阵营对峙格局，虽有察觉，但系统的、前瞻性的深入研判还远远不够。
他知道，历史的车轮正在加速冲向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明年，就在不远处的1950年，朝鲜半岛必将爆发一场将新中国强行卷入的战争！而更长远的未来，则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笼罩全球的冷战阴云。
他必须预警！必须用一种符合当前认知水平、但又足够尖锐清晰的方式，将未来的巨大风险揭示出来！
他铺开新的稿纸，钢笔吸饱墨水，标题郑重写下：《关于当前国际局势演变及对我新中国未来安全与发展之潜在影响刍议》。
他首先客观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后必然走向分裂的趋势：
“随着德日意法西斯的覆灭，战时维系苏、美、英等大国合作的共同基础已大幅削弱。苏联致力于在其周边建立‘安全带’，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力；而美国则凭借其空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试图构建以其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者战略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其盟国亦各有所向。昔日盟友，正渐行渐远，世界有形成两大对立集团之显着趋势。”
接着，他极具前瞻性地将焦点引向远东的火山口——朝鲜半岛：
“尤须警惕者，乃朝鲜半岛之局势。北纬三十八度线仅为战时临时受降分界线，然现已成一道深刻裂痕。北南双方背后各有大国支持，意识形态尖锐对立，武装摩擦日渐频繁。半岛地处东北亚要冲，与我东北工业重地毗邻，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无论何方主动，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极大可能将战火引向我边境，甚至迫使我不敢袖手旁观。此非危言耸听，乃基于地缘政治现实之合理推断，我必须未雨绸缪，早做预案！”（他巧妙地将“必然爆发”弱化为“极大可能”，但指向性极其明确）。
然后，他深入剖析了美苏争霸的深层逻辑与未来形态：
“苏美之争，绝非寻常国家间利益之争，乃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之全球性竞争。其争夺之焦点，将集中于势力范围、资源产地与战略要冲。鉴于双方均拥有庞大常规军力，且美国独占核武器（注：此时苏联尚未成功试爆原子弹，但邵明珠知道很快就会有），直接爆发大规模热战之风险虽存在但或可控。更可能之形态是‘冷战’——即除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外，在政治、经济、外交、情报、科技乃至代理人战争等所有领域进行全方位、高强度之对抗。此场旷日持久之较量，将塑造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最后，他着重论述了新中国在此格局下的艰难处境与战略抉择：
“我新中国甫经成立，百废待兴，亟需和平国际环境以建设国家。然我地处远东，与苏接壤，隔海望美扶持之日本及其太平洋势力范围，恰处于两大集团潜在交锋之前沿地带，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且极其敏感。”
“我实行‘一边倒’向苏联之政策，乃当前历史条件之必然选择，可获急需之经济、技术及安全援助。然必须清醒认识到，此举亦必然招致美国及其主导阵营之长期孤立、封锁甚至敌视。”
“故，我之外交与安全战略，须具极大之智慧与灵活性。一方面，须巩固与苏联盟谊，借力发展；另一方面，绝非盲目附庸，须保持独立自主之判断力，避免被彻底卷入可能不符合我最大利益之冲突（如暗示但不明指朝鲜）。在中长期，更应积极探索与不同制度国家（包括西方阵营内部分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乃至打破封锁之可能性。如何在两大巨人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保安全，将是我未来长期面临之最严峻战略课题。”
写到这里，邵明珠长舒一口气，放下了钢笔。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提交，必将再次在高层引起巨大震动甚至争议。它太过超前，太过尖锐，直接点出了许多尚未浮出水面的巨大风险。
但他必须写。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作为穿越者，能为这个新生的、他深爱着的国家，所能做出的最宝贵的贡献。他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窗外泛起的晨曦，心中充满了沉重的使命感。历史的齿轮，或许能因这份报告，而多增添一分沉稳前行的可能。
在完成了那份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分析报告后，邵明珠的思维并未停歇。他深知，一个大国的生存与发展，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未来的竞争同样是经济的竞争。趁着思考的热度和查阅资料的便利，他几乎未作停歇，再次铺开稿纸，钢笔蘸饱墨水，标题写下：《论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及对我国经济建设之启示与挑战》。
这一次，他将视角投向了全球经济的宏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