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迟来的春风终于携带着暖意，吹拂过欧洲大陆伤痕累累的土地，嫩绿顽强地覆盖着旧日的弹坑。
1918年4月15日至18日，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
这并非一场传统的胜利者分赃会议，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在特殊背景下举行的国际聚会。
受邀前来的代表，并非全是帝国的亲密盟友，更多是曾经的敌人或目前陷入绝境的各方势力代表。
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座由帝国牢牢控制的古城，名义上是应德意志帝国的“人道主义”邀请，共同商讨如何应对肆虐全球、不分敌我的“西班牙流感”，但所有明眼人都清楚，这实质上是一次德国精心策划、用以展示其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并施加决定性政治影响力的舞台。
与会者名单本身就折射出欧洲权力格局的剧变：
法国政府代表来自巴黎的政权，控制着不足原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另外三分之一分别由法西斯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控制着）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虽因国内焦头烂额而未能亲至，但派出了心腹全权特使，神情凝重而屈辱。
英国流亡政府代表来自遥远的加拿大，代表着原首相劳合·乔治的残余权威，地位尴尬，影响力如风中残烛，在会场中备受冷落。
英国独立工党及工会联盟代表直接从战火与瘟疫交织的英伦三岛冒险前来，他们反映了英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厌战情绪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
而内部的法西斯政权也暗流涌动着，对伦敦流亡政府和柏林帝国政府都抱有批判态度。
意大利各分裂政权代表分别来自亲德的北意大利王国、刚刚复辟且地位超然的教皇国、以及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和新独立出来的撒丁王国，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微妙，互相提防，却又不得不共同面对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
会议在慕尼黑庄严的国王广场旁一座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举行。会场气氛极其复杂和微妙，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与会代表们大多面色沉重，眼神中交织着焦虑、疲惫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敬畏。
他们的国家正被流感和战争的后遗症双重折磨，社会秩序濒临崩溃，而眼前这个他们曾倾尽全力试图击败的敌人，却似乎在这场全球性的浩劫中显得游刃有余，秩序井然。
威廉皇帝并未亲自出席所有的技术性会议，但在关键的开幕式和最终的总结会议上，他准时出现，身着庄重的礼服，神情严肃而自信，威廉皇帝由帝国卫生部长和数位德国顶尖的医学专家陪同。
在开幕式上，林晓的发言摒弃了浮夸的辞藻，直接切入主题：“先生们，我们聚集于此，并非为了争论过去的恩怨，而是为了应对一个我们共同面对的、无形的、且同样致命的敌人瘟疫，它不识别国籍与军服，它对所有人类一视同仁。”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传遍会场。
随后，德国的医学专家们系统地、详尽地介绍了帝国在疫情监测网络建立、早期预警、强制隔离措施、大规模公共卫生宣传、关键物资调配以及医疗资源优先保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他们展示了图表、数据模型和实地拍摄的影像资料，证明这些措施如何有效地压平了德国的疫情感染曲线，降低了死亡率。
整个介绍过程条理清晰，数据详实，提供的方案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令在场的各国代表既感到震惊于德国的高效与严酷，又不得不从内心深处佩服其成效。
然而，德国的援助并非无条件的慈善。在非公开的会谈和晚宴上，德国外交官和卫生官员明确地向各方传递了信息：帝国愿意提供详尽的技术指导、分享全套防疫方案流程，甚至可以考虑在“评估需求与可行性后”，有限度地出口一些关键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但前提是接收国需要“展现出足够的诚意与合作的意愿”，并“在国内具备有效执行这些先进方案所必需的政治统一性、社会动员能力和行政执行力”。
这些隐晦的措辞，明确地指向了政治上的妥协与合作，例如，对法国的特使，暗示其需进一步明确与德国的“特殊关系”及在未来欧洲格局中的定位。
对加拿大来的英国流亡政府代表，则近乎直白地提醒其认清“现实政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争吵不休的意大利各政权代表，则鼓励他们“以整体利益为重”，加强内部整合并与柏林的外交政策保持协调。
这场历时四天的慕尼黑会议，表面上关乎全人类的公共卫生福祉，实则是一次精心策划、高效执行的地缘政治实力展示。
它让所有参与者，无论是心怀不甘的前敌人，还是寻求生路的弱小势力，都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冰冷的事实：
在当下的欧洲，解决任何重大问题无论是结束战争还是抵御瘟疫都绝对无法绕开柏林的意见、支持和默许，帝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通过此次独特的会议，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
就在慕尼黑会议进行的同时，中欧的军事形势迎来了决定性的、毫无悬念的最终转折。
4月16日，由德军顾问团主导战术马肯森元帅的部队提供决定性支撑持续不断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布拉格城内爆发的流感和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
捷克军团残部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最后抵抗后，最终放弃了绝望的守城，奥匈帝国的双头鹰旗帜和德意志帝国的三色旗并肩飘扬在布拉格城堡上空。
4月18日，恰逢慕尼黑会议落下帷幕之际，神情颓丧的捷克代表在布拉格城堡的西班牙大厅内，与亲临现场的奥匈皇帝卡尔一世和表情冷峻的德国全权代表，签署了城下之盟——《布拉格条约》。
条约文本由柏林方面事先拟定，内容不容更改：捷克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正式并入奥地利部分，成为重组后的奥匈帝国内的一个自治单位。
捷克语可以在地方行政和教育中使用，享有一定的文化自治权，但外交、国防、货币政策、主要经济政策及交通干线等核心权力，均由维也纳中央政府掌控。
那个存在短暂、充满幻想的捷克独立之梦，在德意志的铁蹄与强权政治面前，彻底化为泡影。
卡尔一世皇帝在签字时心情复杂，他保住了帝国的部分版图，却也深知这代价是帝国核心权力的进一步流失。
面对瓦尔特·莫德尔中校在特兰西瓦尼亚方向发起的凌厉攻势“莫德尔铁拳”行动已深刻切入罗马尼亚腹地，以及来自柏林和维也纳发出的、限时答复的最后通牒。
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内阁最终绝望地意识到，任何继续抵抗的行为都无异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自杀。
4月20日，罗马尼亚王国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接受德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立即退出战争。
根据随后在布达佩斯签订的临时停战协定，罗马尼亚军队需在两周内全部撤退至1914年战前的罗匈边境线以内，并承诺在未来最终的和平条约中承担相应的战争赔偿义务。
罗马尼亚此前依靠投机和冒险所获取的一切，连同其大国雄心，尽数付诸东流，其未来的国家命运，将不得不更加紧密地、屈辱地仰仗柏林的决定。
眼睁睁地看着北面的捷克覆灭，东面的匈牙利在德军帮助下已基本平息叛乱并恢复秩序，而南面的保加利亚军队又在马其顿地区虎视眈眈，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政府陷入了彻底的、无助的地理与政治孤立。
4月22日，萨格勒布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放弃之前趁乱从匈牙利手中夺取的所有领土，将军队全面撤回原有边界线，并转入全面的、被动的防御姿态。
同时，其外交使节紧急通过瑞士等中立国渠道，向柏林传递了充满谦卑与恳求的求和信息，急切希望获得帝国的“宽恕”与“接纳”。
至此，由匈牙利贵族叛乱为导火索、波及整个中欧的大规模混战，最终以德意志帝国支持下的、重组中的奥匈帝国（多瑙联邦）取得全面、压倒性胜利而告终。
奥匈帝国不仅基本恢复了其传统版图（甚至在捷克方向实现了更直接的掌控），其内部离心离德的趋势也在柏林的强力干预和军事威慑下得以暂时遏止和压制。
广袤的多瑙河流域，再次被牢固地纳入了以柏林-维也纳为轴心的新秩序轨道之中。
在遥远的东方，德意志帝国的触角也正通过大规模的军火贸易和秘密军事顾问，悄然延伸并深刻影响着那片古老土地的命运。
持续不断的华夏内战中，得到德国秘密、大量军事援助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控制南方数省、同样渴望统一的广州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化和规模化。
1918年4月25日至28日，华中地区，一场足以影响未来格局的关键会战，在长江流域的平原与丘陵地带爆发。
此战奉军 投入兵力约8.5万人，核心为其倾力打造的、装备相对精良的奉天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