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会的前半部分，威尔逊以他那标志性的、充满道德感的辞藻，重申了他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的“十四点”原则精神。
他呼吁德皇“为了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展现出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克制与智慧”，立即停止在奥匈帝国故地及巴尔干地区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和势力扩张”，回到谈判桌前，在美国的“公正、无私的调停”下，与各方包括其残存的对手共同达成一个“持久且公正”的和平解决方案。
然而，照会的后半部分，笔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硬，威尔逊警告道，德意志帝国目前在中欧和东欧的系列行为。
“已经严重破坏并试图颠覆欧洲乃至世界长久以来赖以稳定的力量平衡”，构成了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挑战”。
他明确表示，如果德国“一意孤行”，拒绝美国“出于人类共同福祉的善意调停”，并继续其“建立在武力之上的军事扩张与霸权政策”，那么，美利坚合众国将“不得不以最深切的遗憾，重新审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与责任”，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扞卫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世界和平的脆弱架构”。这几乎是毫不掩饰的参战威胁。
林晓在副官邓尼茨上尉的陪同下，仔细阅读着这份照会，他的脸上最初是平静，随即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冷笑，最终化为一种洞悉一切的冷峻。
他深知威尔逊的困境——理想主义的口号在赤裸裸的现实政治和地缘利益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也清楚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的激烈撕扯。
他的回击，经过与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紧急磋商，被迅速而犀利地起草，并通过外交渠道公之于众。这份回复照会同样措辞严谨，但锋芒毕露：
帝国政府断然否认所有关于“侵略”和“破坏力量平衡”的指控，强调其在奥匈帝国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应“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及多瑙联邦合法政府的紧急请求”，旨在“恢复法律与秩序。
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及无政府状态危害欧洲心脏地带”，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基于维护地区稳定与盟友安全的必要且合法之举”。
对威尔逊总统的“调停”提议表示“高度惊讶与不解”，照会尖锐地指出，当美利坚合众国自身尚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帝国维持着“微妙而紧张的平衡”。
且其国内孤立主义思潮依旧占据强大影响力、甚至因此引发社会严重对立之时，跨越浩瀚重洋来“调停”复杂程度远超其想象的欧洲事务，其所谓的“公正性”与实际“有效性”不免令人深感怀疑。
文件反过来“敦促”美国政府，应首先致力于处理好美洲自身的事务，“更有效地履行其门罗主义所承诺的对美洲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同时妥善解决国内因战争立场分歧而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问题。
并巧妙地暗示，欧洲的秩序理应由欧洲人自己来协商安排，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复杂性。
最后威廉皇帝明确表示，德意志帝国真诚渴望和平，但必须是“一个能切实保障帝国及其盟友合法安全利益、历史尊严与发展空间的持久和平”。
任何外部势力试图以武力威胁或最后通牒的方式干涉欧洲事务，都将被视为对德意志帝国的“最严重挑衅”，帝国政府与军队必将“以最坚定的决心和其掌握的全部力量予以毫不留情的回应”。
这份强硬的回复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截然不同甚至两极分化的反响。
主战派勃然大怒，各大亲英、反德的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谴责这是德意志“凯撒主义”的“狂妄挑衅”和“对美利坚的侮辱”。
更加卖力地鼓吹国会立刻通过对德宣战议案，叫嚣着“必须用武力让柏林学会尊重”。
然而，强大的孤立主义者则如获至宝，他们利用德国的照会内容，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宣扬：
“看吧！我们早就说过！德国人根本不怕我们虚张声势的威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领情、而且强大到无法轻易战胜的欧洲大陆霸权，让我们美国的孩子们去大西洋对岸送死？”
美国的舆论场变得更加分裂和情绪化，威尔逊政府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困境，短时间内直接对德宣战的可能性，反而因德国这份出乎意料的强硬姿态而略微降低了。
当战火的轰鸣与外交辞令的锋刃在欧洲上空激烈碰撞时，另一场无声却同样致命的战争——“西班牙流感”（尽管其起源地至今众说纷纭），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整个大陆，乃至全世界肆虐。
医院人满为患，城市乡村一片哀鸿，许多国家的行政和医疗系统在瘟疫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濒临崩溃。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情形则相对有序和稳定得多。这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得益于威廉皇帝那份超越时代的远见和不容置疑的铁腕手段。
早在1917年底，当这种流感刚刚在美洲和欧洲局部军营出现异常死亡报告时，他就以惊人的预见性，力排众议，强制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极为严格，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防控措施。
这些措施在推行初期确实遭遇了不小的阻力，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到了1918年4月，当第二波更凶猛的流感疫情在其他前协约国和中立国猛烈爆发时，造成街道横尸、社会功能几近瘫痪的惨状时，德国境内虽然也有感染和死亡，但疫情得到了显着控制，死亡率和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远低于周边国家。
柏林、汉堡等大城市的街头，虽然行人大多面带口罩，神情肃穆，但秩序井然，基本的生产生活得以维持。
这一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外交和软实力效果，昔日战场上的敌人和持观望态度的中立国，如今在致命的、无差别的瘟疫面前，不得不放下了曾经的傲慢与偏见。
法国政府、英国流亡政府、意大利的各个分裂政权、甚至遥远而动荡的奥斯曼帝国，其领导人都不得不低下姿态，亲自或通过外交代表，向柏林发出紧急的、措辞谦卑的求援信，恳求德国能够提供宝贵的医疗援助、药品和成功的防疫经验。
“尊敬的威廉皇帝陛下，法兰西，我们不幸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远超战争残酷的健康灾难…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我们恳请您的仁慈与博大胸怀，能够施以援手…”
“国王陛下政府深切期望…在人类共同面对的、不分国界的灾难面前，各方能够暂时搁置政治与军事争议…我们诚挚请求贵国政府能够分享你们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案和组织经验…”
“苏丹陛下以真主的名义起誓…奥斯曼帝国急需帮助以抵御这来自未知的严峻考验…恳请帝国看在昔日盟友的情分上，能够伸出援手…”
阅读着这些字里行间透着绝望与恳求的信件，林晓皇帝站在无忧宫书房的巨大落地窗前，望着窗外柏林秩序井然、虽略显沉寂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街道，心中涌起的并非胜利者的得意，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与历史的荒谬感。
瘟疫不分敌我，不分胜败，但它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无形中凸显了德国社会组织的效率、科技实力的优势和国家动员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他下令外交部与卫生部紧密协调，在不严重影响本国军队和民众需求的前提下，“有选择、有条件、且带有明确政治目的性地”向某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提供有限的人道主义医疗援助。
这既是彰显帝国“担当”与制度“优越性”的绝佳机会，也是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外交筹码和政治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