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维也纳美泉宫，卡尔一世欣喜若狂，他仿佛看到哈布斯堡皇冠在废墟中重新闪耀出光芒。
他立刻以匈牙利国王的身份，意气风发地向“奥地利皇家军团”和匈牙利国防军下达了协同作战的命令，要求他们“共同扞卫帝国的完整”。
然而，他很快就从云端跌落现实，他发现，所有的军事调动、作战计划乃至后勤补给，都必须经过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带来的德军顾问团的审核与批准。
他名义上是两国君主，但真正的权力，尤其是刀把子，牢牢掌握在柏林派来的“顾问”手中，他那顶刚刚失而复得的王冠，其重量更多地体现在象征意义和承担未来债务上。
与此同时，一直像狐狸般密切关注中欧乱局的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也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他立刻分别致信卡尔一世祝贺其“恢复帝国荣光”又致信给威廉皇帝。
在给柏林的信中，他先用华丽的辞藻高度赞扬了德国“迅速而果断地稳定中欧秩序的伟业”，随后话锋一转，以同盟国忠诚成员自居，表示对“某些邻国”的“持续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威胁”深感忧虑，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派兵协助奥匈帝国“彻底恢复多瑙河流域及巴尔干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秩序”。
字里行间，赤裸裸地暗示希望能在未来的领土重新划分中分得一杯羹，特别是对始终念念不忘的整个多布罗加和马其顿部分地区的主张。
柏林的回应通过外交渠道迅速传来，措辞谨慎而保留：“帝国政府赞赏并重视保加利亚王国作为盟友的热情与主动性 然而，鉴于当前中欧局势尚在梳理之中，帝国建议保加利亚军队暂缓任何跨境行动，等待帝国协调各方立场，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柏林需要时间消化和控制奥匈的“遗产”，并不希望保加利亚这只贪婪的“巴尔干狐狸”过度扩张，打乱自己的战略部署，甚至引发与奥斯曼或希腊的新的冲突。
1918年3月19日，阿拉伯半岛
与中欧的政治算计和谨慎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炙热的阿拉伯半岛，奥斯曼帝国最高统帅部，在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的顽固坚持和部分德国顾问倾向于尽快结束战事的有限建议下。
非但没有采取巩固防线、消化占领区的保守策略，反而决定破釜沉舟，将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几个从安纳托利亚紧急调来的、训练不足但士气尚可的步兵师——全部投入战场。
发动一场规模更大、更为疯狂和绝望的进攻，代号 “帕夏之锤” ，试图一举砸碎阿拉伯人的抵抗意志，夺取圣城麦加，挽回颜面。
3月19日拂晓，得到加强的奥斯曼主力部队，在进行了长达两小时、近乎浪费弹药的猛烈炮火准备后，向守卫麦加北部最后门户——一片由干涸河谷、岩石山丘和零星绿洲组成的复杂地带——的阿拉伯联军阵地，发起了潮水般不计代价的进攻。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最原始、最残酷的白热化状态，奥斯曼士兵在督战队的威逼和军官们狂热的宗教口号鼓动下，如同灰色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向阿拉伯人的阵地。阿拉伯部落战士则依托着他们熟悉无比的每一条峡谷、每一块巨岩、每一片棕榈林，进行了极其顽强和灵活的抵抗，每一道简陋的堑壕、每一座泥土垒砌的房屋都成为了浴血的战场。
战斗异常惨烈，空气中弥漫着硝烟、血腥和沙尘的味道 奥斯曼军队凭借兵力火力的短暂优势，一度突破了阿拉伯人的主要前沿阵地，甚至先头部队的望远镜里已经能够隐约看到麦加圣城禁寺的轮廓。
胜利似乎唾手可得，然而，阿拉伯人在麦加本地守军和来自内志地区援军的激励下，迅速组织起凶悍无比的反冲击，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发动了擅长的夜袭和侧翼骚扰，使得奥斯曼军队疲于奔命。
双方在灼热的沙漠与岩石间陷入了残酷的拉锯战和消耗战，每一寸土地的得失都伴随着成堆的尸体。
至3月21日，奥斯曼军队的攻势如同被沙漠吸干了水分般，再次彻底衰竭，士兵们精疲力尽，伤亡惨重估计此役损失超过一万五千人，物资几乎耗尽，却始终未能真正触摸到他们的终极目标。
恩维尔帕夏的又一次豪赌，在阿拉伯人坚韧的抵抗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再次以惨痛的失败告终。
奥斯曼帝国最后一点宝贵的战略机动力量和士气，也在这片毫无怜悯的沙漠中被消耗殆尽，只剩下无尽的疲惫与绝望。
1918年3月21日
但就在中欧和近东战火纷飞、外交家们穿梭不息之际，一份来自帝国安全局慕尼黑站的秘密报告，被以最高优先级送到了林晓皇帝的橡木大办公桌上。
报告用冷静客观的文字，详细描述了一名原奥匈帝国军队退伍兵、现为慕尼黑一个名为“德国工人党”（dAp）的小政治团体狂热宣传员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名为“霍夫勃劳”的啤酒馆里，面对数百名听众进行的极具煽动性的演讲。
报告中引用了希特勒演讲的片段，那声音透过文字仿佛都能感受到一种歇斯底里的能量：
“…德意志的胜利！是的，我们赢得了战争！打败了那些英法贵族老爷们！但胜利的果实正在被那些躲在后方舒适办公室里、吸食着前线士兵和德国人民鲜血的蛀虫、投机者和叛徒所窃取！…我们需要的不是妥协！不是谈判！”
“是一场彻底的、流血的民族革命！要清除内部的腐朽，建立一个纯粹的、强大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属于所有真正德意志人的国家！大德意志帝国！！！！…那些高高在上的容克贵族、那些操控着国际金融资本的吸血鬼…他们和那些布尔什维克一样，都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
林晓阅读着这份报告，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他对这个历史阴影中人物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但其言论中强烈的民粹民族主义、赤裸裸的反犹主义和激进的反体制倾向，让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种发自社会底层、不受控制的极端力量，在目前帝国看似辉煌胜利、实则内部因战争消耗和社会转型而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可能是一把能伤敌也能伤己的危险双刃剑。
他沉思了片刻，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情绪，而是直接对侍立一旁的邓尼茨上尉下达了几条简洁而迅速的命令：
“立刻给波森大学的戈培尔博士发电报，召回他。就说皇帝陛下欣赏他在宣传领域的才华，有要事相商，让他以最快速度返回柏林。”
林晓想起那个历史上与希特勒紧密捆绑的天才宣传家，决定先看看这块材料能否用在“正道”上。
“通知在匈牙利前线的古德里安元帅和曼施坦因元帅以及隆美尔中校，前线战局已基本稳定，请他们将前线指挥权暂时移交给瓦尔特·莫德尔中校和弗里德里希·保卢斯上尉负责，即刻返回柏林，有要事相商。”
他没有明确说明突然召回这些背景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的具体原因。（其实就想羞辱他）
但敏锐的参谋人员和邓尼茨都意识到，这必然与安全局报告中那个在慕尼黑啤酒馆里咆哮的退伍兵，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某种社会情绪有关。
皇帝似乎想要亲自审视，甚至可能试图“引导”、规训或“利用”这股正在社会底层酝酿的、危险而原始的民粹力量，防止其成为颠覆现有秩序的火种，或者……将其转化为某种可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