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远东的困境(1 / 2)

1917年的四月中旬,欧洲大陆仿佛一个刚从漫长噩梦中惊醒的巨人,挣扎着试图理解周身已然改变的世界。

旧秩序的断壁残垣尚未清理干净,新秩序的蓝图却已迫不及待地铺开,其间充满了希望、野心、背叛与不确定性的阵痛。

柏林国家歌剧院外的那个春夜,晚风似乎真的携来了女神厄俄斯的祝福,面对汉斯·伯格少尉那紧张得几乎同手同脚、却又真诚无比的表白。

林明华在短暂的惊愕、沉默与羞涩之后,终于抬起眼,迎上他那双充满期待与不安的蓝色眼眸,轻轻地点了点头。

“汉斯…”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晚风拂过菩提树叶,却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我很欣赏你的真诚和勇气,在这个一切都如此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里,能遇到一份不掺杂功利、纯粹发自内心的情感,确实是…非常珍贵的事情。”

她微微停顿,仿佛在斟酌词句,也像是在安抚自己同样有些慌乱的心跳,“我…我愿意尝试,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去了解。”

汉斯的心仿佛瞬间被一股巨大的、温暖的喜悦浪潮所淹没,他几乎要像个第一次得到心爱的坦克模型玩具的男孩一样跳起来欢呼,但多年军旅生涯塑造的克制力让他仅仅是将她的手握得更紧,指尖甚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明华!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我保证,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的全部荣誉和生命去尊重你、保护你,绝不辜负这份信任!”

此刻,什么帝国的宏图大业,什么前线战报,似乎都暂时退到了遥远的地方,他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了眼前这个来自东方的、温婉而知性的女子。

他们相约,在这个周末,暂时抛开一切身份与背景,只是作为汉斯和明华,去波茨坦无忧宫那广阔而宁静的花园里散步。

然而,个人情感的微小涟漪,并未能影响帝国战略机器庞大齿轮的冷酷运转。

几乎就在汉斯沉浸在告白成功的喜悦中时,威廉皇帝正在无忧宫那间挂着巨幅东亚地图的密室里,与他的心腹重臣们策划着一场远东风云。

外交部长理查德·冯·屈尔曼、国防部长、总参谋部代表以及帝国银行的行长聚集于此,林晓背对着他们,凝视着地图上那片广袤而混沌的华夏大地和西伯利亚。

“先生们,”他转过身,目光锐利,“俄国的崩溃已成定局,这意味着它在远东的影响力将急剧衰退,甚至归零,这片巨大的权力真空,绝不能毫无代价地留给那个贪婪的岛国独自填补,我们必须提前布局。”

他拿起指挥棒,点在中国东北和南方区域。“我们潜在的棋子,目前看来,主要是这两个人:盘踞在满洲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在南方的常凯申,你们评估一下,谁更有价值?或者说,我们该如何下注?”(林晓:其实更应该去找延安和湖南省,那样才是最有用的办法。)

一阵短暂的讨论后,屈尔曼开口道:“陛下,张作霖更像一个强大的、狡猾的地方军阀,直接控制着富饶的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关系微妙且紧张,有借力打力的需求。”

“而常凯申,他代表着南方新兴的革命势力,野心更大,目标是统一全国,但目前实力较弱,内部派系复杂,两人都极具利用价值。”

“很好,”林晓点了点头,“那就双管齐下。不要吝啬,将我们缴获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俄制莫辛-纳甘步枪、法国勒贝尔步枪、甚至我们自己替换下来的毛瑟88式以及配套的弹药,通过秘密渠道,大量‘赠送’给他们双方!我们淘汰下来的‘狼崽子、狗崽子’也可以‘赠送’给他们。”

“甚至还可以派遣一些‘退役’的军官以私人身份担任顾问,帮助他们训练军队,但要确保他们知道这援助来自柏林。”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但这还不够 让我们的驻华代表,分别向张作霖和常凯申传递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一个…模糊但极具诱惑力的暗示。”

他环视众人,“可以这样告诉他们:德意志帝国乐见一个强大、统一、稳定的华夏出现,如果未来中国的领导力量(无论来自北方还是南方)能够充分尊重并保障德国在华的传统利益”与合法经济特权(特别是山东的铁路)。

“并愿意在未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格局中,与德意志帝国及其中欧同盟保持密切的、战略性的合作…那么,帝国将不仅不反对华夏的统一与强大,甚至…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支持其以某种形式加入更广泛的‘中欧经济协作体系’,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准入。”

此言一出,密室内的几位重臣都微微吸了口气,这是一个极其大胆且充满风险的战略模糊承诺。

帝国银行行长谨慎地提醒:“陛下,这将意味着我们某种程度上需要制约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且要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

“眼光要放长远,行长先生!”林晓打断他,“投资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潜力的统一市场,远比满足一个岛国无限的贪欲更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这步棋,是为了二十年、五十年后的世界格局!立刻去执行!”

这道命令迅速通过加密电报和外交信使发出,正如预期,无论是沈阳的大帅府还是南方的革命军司令部,都对德国的暗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也充满了深深的疑虑。

一场围绕德国援助和未来承诺的复杂博弈,悄然在中国内部以及中日德三方之间展开。

然而就在德国试图经营远东这盘大棋的同时,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终于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猛烈地爆发了。

战争的惨重伤亡、经济的彻底崩溃、以及帝国境内非土耳其民族的长期苦难,终于超出了所能承受的极限。

4月16日,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城市安卡拉,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武装起义爆发了!

领导核心是一位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帕夏,一位在加里波利战役中赢得声望但后期被伊斯坦布尔疏远的杰出军官。

他在安卡拉的一座政府大楼前,对聚集起来的军队官兵和当地民众发表了极具煽动力的演讲:

“同胞们!士兵们!”凯末尔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心,“看看我们都经历了什么!苏丹的政府坐在遥远的伊斯坦布尔,沉迷于奢华与妥协,将我们的人民送入战争的绞肉机,却签下了一个又一个出卖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条约!他们依赖外国人的刺刀来维持统治,早已忘记了土耳其民族的荣耀与独立!”

他挥动手臂,指向西方:“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我们要驱逐所有外国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土耳其人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不是为了苏丹,不是为了哈里发,而是为了安纳托利亚的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士兵!起义吧!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

“独立!自由!”

“驱逐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