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一号楼的书记办公室，第一次显得如此空旷而寂寥。
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光洁的深红色地板上拉出长长的窗框影子。空气中漂浮着细微的尘埃，在光柱中无声地舞动。属于高育良的个人物品已经基本收拾妥当：书架上的大部分书籍，特别是那些厚重的法学、政治学专着和线装古籍，已经装箱；办公桌上那套精致的文房四宝，他用了多年的紫砂茶杯，以及桌角那盆长势喜人的兰草，也都已打包。只剩下几件待用的文具和一份等待签批的、关于他离任交接事宜的最后文件，还孤零零地放在宽大的办公桌上。
高育良没有坐在那张象征权力的皮椅上，而是背对着办公桌，静静地立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是他俯瞰了多年的省委大院全景。秋日的阳光为熟悉的景物——礼堂的屋顶、笔直的道路、已然金黄的银杏树、以及远处城市的轮廓线——涂抹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那么有序，仿佛什么都不会改变。
但一切都已改变。
今天，是他正式卸任汉东省委书记职务的日子。几个小时后，他将和妻子吴惠芬一起，乘坐飞往北京的航班，奔赴那个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闲职，开始他政治生涯的、也是人生晚年的“软着陆”。
权力，这令人沉醉又无比沉重的东西，正从他手中悄然流走。几个小时前，在那场庄重的干部大会上，他已经完成了形式上的交接。此刻，站在这间即将属于祁同伟的办公室里，他心中涌起的，并非预想中的失落或不甘，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难以名状的空茫。
几十年的宦海浮沉，从大学讲坛到一方大员，多少运筹帷幄，多少深夜权衡，多少不得已而为之的抉择，多少表面风光下的如履薄冰……如今，都随着那一纸任免通知，化作了过眼云烟。他为之奋斗、经营、守护的“汉东”，即将在他的学生，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和继承者祁同伟的掌控下，翻开新的一页。那条他们共同选择的、充满了争议与算计的道路，他将无法再亲眼见证其终点了。
“育良，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吴惠芬轻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她穿着一件得体的大衣，围着素雅的丝巾，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她总是这样，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能保持知识女性的那份从容和体面。她走到高育良身边，与他并肩望向窗外，“再看一眼吧，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回来了。”
高育良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他伸出手，似乎想触摸一下冰冷的玻璃，但手指在即将触及时又停住了。这个微小的动作，泄露了他内心深处并非全无波澜。
“惠芬，”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飘忽，“你说，我们这大半辈子，到底图个什么呢？”
吴惠芬微微一愣，随即了然。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是个出色的政治人物，但骨子里，始终保留着学者的敏感和哲思。在权力离场的时刻，这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
“图个心安吧。”吴惠芬沉默片刻，给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的答案，“图个问心无愧。至少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做出的选择，在当时看来，都是必要的，是为了汉东的大局。”
“问心无愧……”高育良咀嚼着这四个字，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他真的能完全问心无愧吗？与赵立春时代的那些牵扯，对祁同伟某些手段的默许甚至利用，还有……关于吴惠芬，关于那段尘封的往事……这些，真的都能心安理得地归于“大局”吗？
但他没有说出口。有些东西，即使是相伴一生的妻子，也无法完全言说。这或许是权力顶峰者必然的孤独。
“同伟一会儿要过来送我们。”吴惠芬转移了话题，语气平和，“这孩子，总算是有今天了。”
“是啊，”高育良的目光变得深远，“他有能力，有手腕，也有……足够的决心。汉东交给他，或许是最好的安排。只是……”他顿住了，那个“只是”后面是什么，连他自己也未必能完全说清。是担心祁同伟过于铁腕，偏离他理想中的“德治”？还是忧虑那份日益膨胀的权力最终会反噬其主？抑或，仅仅是对自己时代落幕的一丝不甘？
这时，秘书轻轻敲门进来，恭敬地汇报：“高书记，吴老师，车已经准备好了。祁书记那边来电话，他马上就到楼下。”
“好，我们这就下去。”高育良最后环视了一眼这间无比熟悉的办公室，目光在每一个角落停留片刻，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告别。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因为病痛而略显微偻的腰背，脸上恢复了惯有的平静与儒雅，对吴惠芬说：“走吧。”
当高育良和吴惠芬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走出省委大楼时，祁同伟已经带着几位核心的省委常委和办公厅主任等在楼前了。阳光下的祁同伟，身姿挺拔，气度沉稳，已然是汉东新主人的姿态。但他此刻的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与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