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是没错。”高育良喝了一口牛奶，语气带着一丝困惑，“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你说，我们追求的‘治’，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让每个人都变成数据流里一个安分守己的符号，还是激发每个人内心的善念，让他们自觉地向着善的方向努力？前者立竿见影，后者润物无声，但后者，才是根基啊。”
吴惠芬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姿态优雅。她沉吟片刻，说：“育良，你的理想是好的。但现实是，芸芸众生，觉悟有高有低。用道德去感化，需要时间，甚至可能收效甚微。而同伟用的方法，虽然直接，甚至可能显得有些……生硬，但它能最快地见到效果，稳住大局。没有这个‘稳’，你的那些道德教化，恐怕连实施的空间都没有。”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高育良放下杯子，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度，太难把握了。我只是担心，当我们过于习惯、甚至依赖这种高效的‘管’时，会不会渐渐忘记了‘教’的初心？会不会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同伟现在位高权重，他手握的这套系统，力量太强大了。力量本身并无善恶，但执掌力量的人，若心中没有更高的准则制约，我担心……”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吴惠芬已经明白。她轻声说：“你是担心同伟在权力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最终会迷失？”
高育良没有直接承认，而是换了个角度：“惠芬，你看过那些古典小说吗？那些辅佐君王打天下的能臣猛将，开国之时，个个都是栋梁。可天下太平之后，其中一些人，往往不得善终。为什么？有时候，未必是君王猜忌，而是他们自己功高震主，或者……他们习惯了征伐的思维，已经无法适应治世的逻辑了。打天下需要猛药，治天下却需文火。我现在对同伟，就有这种隐隐的担忧。他现在做的，很多还是‘破’的工作，是消除不稳定因素。但‘立’的工作，建设性的工作，尤其是人心层面的建设，他似乎……兴趣不大。”
吴惠芬沉默了一会儿。丈夫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祁同伟的成长轨迹、性格特质，决定了他更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和效果。而高育良是学者出身，内心深处总怀着一份对文化和道德的信仰。这种底色上的差异，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是否会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新的裂痕？
“同伟毕竟还年轻，又在那个位置上，行事风格直接一些，也可以理解。”吴惠芬斟酌着词句，她既要点破问题，又不能激化矛盾，“或许，你可以找个机会，和他更深入地谈一谈？不是以省委书记对政法委书记的身份，而是像以前那样，以老师的身份，引导他去看一看那些‘术’之上的‘道’？比如，和他聊聊历史，聊聊哲学？让他明白，真正的长治久安，根基在人心，而不只在技术。”
高育良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但随即又黯淡下去：“谈何容易。他现在事务繁忙，心思也未必在这些上面。而且，今时不同往日，有些话，说得太直白，反而不好。”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再次望向楼下的万家灯火。那些灯火，每一盏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有着各自的悲欢离合。他追求的“德治”，是希望这些灯火能因为内心的温暖和良善而发光，而不是仅仅因为外部的强光照射而显得明亮。
“也许是我多虑了。”高育良像是在对吴惠芬说，又像是在安慰自己，“眼下局面来之不易，首先还是要维护好这个大局。同伟的工作，成效是主要的。其他的……慢慢来吧。或许，等我的书出版了，能引起更多的讨论和共鸣，到时候，风气或许会有所改变。”
吴惠芬走到他身边，轻轻挽住他的胳膊：“别想太多了。身体要紧。你那个书稿，出版社又催了？”
“嗯，最后校对一遍，就可以付印了。”高育良拍了拍妻子的手，感受到一丝慰藉，“书名我最后定了，就叫《大道之行：德法兼济与现代治理秩序》。”
“大道之行……”吴惠芬轻声重复了一遍，“好名字。但愿你这番心血，能真的为汉东，乃至为更大范围，找到一条可行的‘大道’。”
夫妻二人并肩站在窗前，窗外是他们治下的“锦绣江山”，一片祥和。但在这祥和的深处，高育良心中的那一缕疑虑，如同远处天际线边缘一抹难以察觉的阴云，并未完全散去。他知道，他和祁同伟共同驾驶的这艘大船，正行驶在看似平静的海面上，但航向的细微偏差，或许会在遥远的未来，导致截然不同的彼岸。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一边把握好眼前的舵，一边时不时地，抬起头，眺望一下那颗或许已被迷雾遮挡的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