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我们坚持法治思维，一手抓突出问题整治，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他提到了社会治安状况的持续好转，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数据的提升，特别赞扬了政法公安系统“在复杂局面下，顶住压力，依法履职，为维护汉东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无疑是对祁同伟领导下的公安系统的公开肯定，话语虽未点名，但指向性明确。
“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高育良的神色变得更为凝重，“我们始终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于发现的问题，坚持原则，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但同时，我们也注重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我们深刻认识到，反腐倡廉是系统工程，不能搞‘运动式’，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做到宽严相济，既惩前毖后，又治病救人，最终目的是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保护事业发展。”
这一段论述，可谓绵里藏针。他承认廉政建设的必要性，但重点强调了“保护干部积极性”、“不搞运动式”、“实事求是”，这几乎是对沙瑞金、侯亮平前期工作方式的全面否定，并将其定义为不成熟的“运动式”和“一刀切”。而他提出的“净化政治生态，保护事业发展”，则巧妙地将自己的路线与更高层面的“事业发展”终极目标绑定在一起，占据了道德和理论的制高点。
汇报的最后部分，高育良将其提升到了“经验总结”和“模式探索”的高度。
“回顾汉东近年来的工作，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些体会，或者可以称之为‘汉东实践’。”他缓缓说道，目光扫过调研组的成员，特别是那位政策研究室的张研究员，“那就是：必须坚持在保持大局稳定中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特别是敏感领域的工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必须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任何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激进做法，都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他稍稍提高了音调：“我们认为，这种‘稳健、有序、务实’的治理思路，符合汉东的实际，也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或许不够‘轰轰烈烈’，但贵在扎实持久，有利于凝聚最广泛共识，汇聚最强大合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整个汇报过程，高育良逻辑严密，数据详实，语气平和而自信，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支撑，将一个可能充满争议和斗争的复杂局面，阐述成了一条理性、成熟、成功的治理路径。他没有刻意攻击任何人，但通篇都在为自己的路线辩护，并为沙瑞金可能提出的“问题导向”预设了反驳的框架——那就是“不稳健”、“不有序”、“不务实”。
台下，沙瑞金面无表情地听着，但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觉地微微握紧。他不得不承认，高育良的汇报极其高明，几乎无懈可击。在这样一份以“成绩”和“稳定”为主调的汇报面前，自己那份侧重于问题和困难的报告，显得多么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刺眼”。
调研组组长徐世清同志始终认真地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几句，脸上看不出明显的倾向性。但他偶尔微微颔首的动作，似乎表明他对高育良所强调的“稳定”与“有序”是认同的。
那位组织部的李副局长，则更关注高育良汇报中提到的干部队伍情况和相关数据，听得十分专注。
而政策研究室的张研究员，则对高育良提出的“汉东实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眼神中带着思考和探究。
高育良的表演，第一幕，堪称完美。他成功地设定议程，将调研的基调引向了对他有利的方向。汇报在一种凝重而又不乏赞许的气氛中结束，会场响起了礼节性的、但颇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沙瑞金听来，却像是对他前期工作的无声否定。
他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但他已经失去了先手。高育良用一份无可挑剔的成绩单和一套自成体系的“治理理论”，为他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