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是他这些操作的具体执行人之一。程度会仔细筛选目标岗位，评估其权力价值和操作空间，然后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些人选，要么是早已暗中投靠祁同伟的干部，要么是经过严格考察、背景相对干净、可以被利益绑定的“潜力股”。祁同伟会亲自与他们谈话，恩威并施，既给予政治前途的承诺，也暗示不合作的后果。
一次在小范围内的饭局上，祁同伟对一个即将被推荐到省国土资源厅任副厅长的亲信说：“去了以后，要尊重主要领导，团结同志，把业务搞精通。最重要的是，要依法依规办事，既要服务好发展大局，也要守住底线。” 这番话，听起来完全是正面要求，但在座的人都明白，“依法依规”的弹性，“服务大局”的指向，以及“守住底线”的真实含义——底线就是不能损害他祁同伟的利益。那个亲信心领神会，连连保证。
通过这种方式，祁同伟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了汉东省经济命脉的多个关键节点。这种权力的套现，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是更为隐蔽、也更为长远的政治投资和风险控制。他正在编织一张越来越密、越来越结实的权力网络。
三、 “消化”隐患：山水集团的“软着陆”
对于“山水集团”这个最大的隐患，祁同伟的处理更是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再像侯亮平那样去深挖山水集团的问题，但直接叫停所有调查，又显得太过刻意，容易引人怀疑。
他的策略是“纳入可控轨道进行缓慢处理”。他授意吕梁，以“维护企业稳定，保障员工就业，避免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由，将对山水集团相关问题的调查，从反贪局的紧急、优先查办序列，转入正常的、长期的、程序性的“了解核实”阶段。
表面上，调查仍在继续，但节奏被故意放慢，力度被严格控制。所有调查行动，都必须经过吕梁的批准，而吕梁则会“适时”地向祁同伟“汇报进展”。任何可能触及核心的线索，都会在“需要进一步核实”、“证据不足”等理由下被搁置、拖延。调查的方向，被巧妙地引导向一些无关痛痒的、或者已经事先做好“防火墙”的次要问题上。
同时，祁同伟通过他在政府系统中的新布局，开始对山水集团进行“规范化”改造。他会指示相关部门的亲信，以“帮助企业整改”、“规范经营”为名，介入山水集团的内部管理，协助（实质是监督）高小琴，逐步清理掉一些过于扎眼、容易授人以柄的业务和账目，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用“合法合规”的方式逐步消化、剥离。
这种做法，相当于给山水集团这个脓包套上了一个厚厚的、看似正常的“疤痕组织”，让它不再发炎红肿，但里面的问题依旧存在，只是被暂时封存了起来。只要他祁同伟地位稳固，这个疤痕就不会被揭开。这既回应了“维护稳定”的政治要求，又实际保护了高小琴和他自己的根本利益，实现了隐患的“软着陆”。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拖”字诀，用时间换空间，等待更好的时机来彻底解决问题，或者让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淡化。
四、 交换的实质：新均衡下的游戏规则
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构成了侯亮平事件后汉东利益再分配的完整图景。沙瑞金让渡出部分人事权和项目主导权，换取了高育良-祁同伟联盟对其保留基本面子及其推动的某些非核心改革的“默许”。而高育良和祁同伟，则利用沙瑞金的妥协，大规模地、实质性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地盘，并将最大的隐患纳入可控范围。
这种交换，并非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战利品”征收，是新的权力格局下的利益界定。它确立了一套新的、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势力范围划分： 沙瑞金可以保留省委书记的宏观权威和某些不触及核心利益的领域的主导权；而高育良-祁同伟联盟则掌握了大部分具体事权、人事安排和对关键领域的实际控制。
底线共识： 沙瑞金不得再试图掀开山水集团之类的“盖子”；高育良-祁同伟联盟则需保证汉东表面的平稳运行，不支持沙瑞金但也不主动制造大麻烦。
合作模式： 未来的合作，将更多以“交易”形式进行，沙瑞金需要用筹码来换取高、祁联盟对某项政策的支持。
这场利益的再分配，表面上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却比任何白纸黑字的文件都更具约束力。它重塑了汉东的权力生态，使得那个“脆弱的均衡”有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基础。每个人都得到了些东西，但每个人也都失去了些东西。沙瑞金失去了锐气和部分实权；陈岩石失去了内心的宁静和信念的纯粹；而高育良和祁同伟，虽然赢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但他们也将自己更深地绑在了那座用秘密和利益构筑的堡垒之中，堡垒固若金汤，但同时也成了他们无法逃离的黄金囚笼。汉东，进入了一个各方势力基于新的实力对比，进行精妙微操的时代。喧嚣远去，真正的博弈，在无声的利益交割中，进入了更深的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