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高育良关系中的“平等化”趋势
与老师高育良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表面上，祁同伟对高育良依然保持着学生般的尊敬，定期汇报，虚心请教。高育良也一如既往地对他信任有加，倚为干城。
但两人都心知肚明，某种平衡已经被打破。过去，高育良是绝对的导师和舵手，祁同伟是执行战略的利剑。高育良运筹帷幄，祁同伟冲锋陷阵。而现在，祁同伟不仅是一柄利剑，他本身也拥有了极高的战略智慧和布局能力。在对抗侯亮平的过程中，许多关键环节的谋划和执行，都体现了祁同伟超凡的政治手腕，其老辣程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高育良的预期。
这种能力上的对等，必然带来地位上的微妙变化。高育良在与祁同伟商议大事时，语气中更多了几分商量和探讨的意味，而不再是单纯的指示。他会更认真地听取祁同伟的分析，甚至在某些具体策略上，会尊重祁同伟的判断。因为高育良清楚，自己这位学生，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和强大实力的政治伙伴，而不仅仅是下属。他们的联盟，基础更加牢固，但内核已从“指挥-服从”更多地向“合作-共赢”演变。
一次在高育良家中书房密谈时，高育良感慨道：“同伟啊，这次要不是你沉着应对，步步为营，我们恐怕真要阴沟里翻船了。” 这话语中，赞赏之余，也隐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祁同伟已然能独当一面甚至主导局面的复杂感慨。
祁同伟恭敬地回应：“老师过奖了。都是老师您掌舵掌得稳，我不过是按照您的方略行事。没有您这棵大树，我哪能经得起这场风雨。” 他的话依然谦逊，但彼此都明白，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祁同伟的功劳和地位，已经不需要用言语来证明。
四、 “功臣”的视野与野望
地位的巩固，并没有让祁同伟志得意满、固步自封。恰恰相反，这场胜利极大地刺激了他的政治野心，拓宽了他的战略视野。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汉东这一省之地，投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北京。
他深知，汉东的胜利固然可喜，但并非一劳永逸。沙瑞金只是暂时退却，并未离开，其背后的力量不容小觑。而自己在汉东的根基，与高育良的紧密绑定，既是优势，也可能成为某种局限。要想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乃至攀登更高的权力巅峰，必须在上面找到更稳固、更强大的奥援。
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利用梁璐家族在北京残留的人脉关系，尽管他与梁璐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但这种政治联姻带来的潜在资源，他绝不会浪费。同时，他通过这些年经营山水集团等渠道积累的巨大财富，以及程度为他经营的某些隐秘网络，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触京城中那些可能对他未来有用的势力。
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汉东继续巩固权力，将公安系统打造成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绝对领地，并利用其在省委的影响力，安插亲信，掌控关键领域，将汉东经营成自己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则在上面暗中布局，寻找“知音”和“伯乐”，为将来可能的调动或更长远的发展铺设道路。
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强大的“诸侯”，他开始渴望成为能影响天下大势的“玩家”。侯亮平事件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在最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胜出。这种信心，化作了更宏大的野望。
站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俯瞰着京州市的繁华景象，祁同伟的心中豪情万丈。他想起了自己当年那个“胜天半子”的誓言。曾经，他以为要战胜的是命运的不公；后来，他以为要战胜的是像侯亮平那样挡路的“好人”；现在，他明白了，他要战胜的，是这整个权力场域的规则，乃至制定规则的人本身。汉东的胜利，只是一个开始，是他迈向更大舞台的奠基礼。他这位“功臣”的征程，远未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阶段。他手中的棋子，已然落在了更巨大的棋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