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位被认为是高育良得意门生的中年学者，主动找到了高育良的秘书。
“刘秘书，高书记今天的讲话真是太精彩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尤其是关于尊重客观规律、反对盲目冒进的论述，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啊！这样的真知灼见，如果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小范围内部学习，实在是太可惜了。”副主任语气热切。
刘秘书心领神会，微笑着回应：“是啊，高书记为了这次演讲，准备了很久，查阅了大量资料，就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真正的启发。”
副主任压低声音：“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可以把高书记的讲话稿，特别是核心观点部分，进一步提炼升华，形成一份更有深度的理论文章或者内部参考，报送省委中心学习组，甚至……可以考虑向更高级别的内参推荐？这样的声音，现在非常需要啊！”
刘秘书故作沉吟了一下，点点头：“你这个建议很好。高书记的讲话，确实代表了党内一种严谨、务实的理论思考。我请示一下高书记，如果他没有意见，就辛苦你们研究室的笔杆子们，好好整理一下，务必准确、精炼地反映高书记的核心思想。”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副主任拍着胸脯保证，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芒。能够参与加工和推送如此重量级的文章，对他的仕途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几天后，一份题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稳妥应对当前治理复杂挑战——学习体会与几点思考》的文章，以“汉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的笔名，出现在了省委相关领导的案头，并且通过特殊渠道，被报送至了更高层级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内部刊物。
这篇文章，基本忠实于高育良演讲的原意，但在理论深度和文字表述上更为精炼和老辣。它通篇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人名或事件，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脱离实际的政策冲动”、“忽视复杂性的理想化改革”、“可能破坏稳定的激进举措”的隐忧和告诫。文章高度强调“稳健”、“渐进”、“尊重现实条件”的重要性，将这种思路拔高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对党的事业真正负责”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高育良的授意或默许下，他在研讨会上的核心观点，也开始在汉东省的理论界、舆论界悄然传播。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学者，在各自的学术圈子、社交媒体上，开始撰文或发言，呼应高育良的观点，形成一股强调“稳健改革”、“警惕冒进”的舆论氛围。
沙瑞金当然很快就看到了这份内参文章，也感受到了这股悄然成型的舆论压力。他坐在办公室里，仔细阅读着每一个字，脸色平静，但握着材料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完全明白高育良的意图。这是在舆论和理论阵地上，对他沙瑞金进行的一次“软包围”和“高位压制”。高育良不屑于像祁同伟那样直接操弄具体事务，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级、更符合他身份的策略：抢占理论制高点，定义政治正确。
如果沙瑞金继续强力推行他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那些触及深层次利益、可能带来短期阵痛的举措，那么，高育良及其舆论盟友，就可以轻易地给他扣上“盲目冒进”、“背离规律”、“破坏稳定”的帽子。这种来自理论层面的批评，比具体工作上的指责更具杀伤力，因为它直接质疑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理论素养，甚至可能影响上级对其的看法。
“育良同志，果然是好手段啊。”沙瑞金放下材料，轻轻吐出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祁同伟在具体事务上设置的障碍，他或许还可以凭借省委书记的权威和策略运用来化解或规避。但高育良这种从理论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发起的攻击，无形无质，却无处不在，如同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让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置于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审视之下。
他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汉东的局势，比他初来时预想的还要复杂。明的对手，暗的冷箭，经济的雷区，理论的围剿……这一切，都要求他必须有更高超的政治智慧，更坚定的战略定力。
高育良的这次演讲及其后续发酵，成功地在他和沙瑞金之间，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理论与实践的界线。他将自己塑造成为了“理性”、“稳健”、“尊重规律”的“务实派”代表，而将沙瑞金隐隐推向了可能“理想化”、“激进”、“冒险”的位置。这种形象的塑造，对于争取省内广大中间派干部的支持，对于影响更高层的观感，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
一场没有硝烟的理论战争，已经打响。沙瑞金知道，他不能仅仅埋头于具体事务，他必须在理论上有自己的建树，必须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改革方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须打破高育良试图营造的这种舆论定势和话语霸权。
他回到办公桌，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缓缓写下了几个字：实事求是，勇于担当。这八个字，是他对高育良“哲学”的无声回答，也是他为自己定下的破局方向。然而，如何将这八个字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和成功的改革实践，前方的道路，依然布满荆棘。高育良的这一课，让他深刻认识到，在汉东这盘棋上，他的对手，远不止一个冲锋在前的祁同伟。那个始终稳坐钓鱼台、谈笑间引经据典的高老师，才是真正深不可测的老练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