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洋行，临海的办公楼内。
怡和的大班，威廉·凯撒克，审视着摆在他面前的报纸清样。
那是最新一期《孖剌西报》的头版社论，标题用加粗的铅字印刷，充满了煽动性：《总督的宠儿与城市的阴影——论华人黑社会的合法化及其对女王陛下殖民地的长远危害》。
“用词再尖锐一些，唐纳德。”
凯撒克头也不抬地对报社主编说，
“不要只说他是个商人，是什么公司董事，要用三合会头目、反贼、罪恶之人这样的词。
要让每一个读报的英国人都明白，轩尼诗总督正在把一群暴徒，一群在美利坚赚了脏钱的罪犯，扶植成本殖民地的合法势力！”
主编唐纳德是个干瘦的英国人，他推了推眼镜，小心翼翼地回答：“凯撒克先生，我们已经暗示了这些人与青州那场血腥暴乱的直接联系。但是总督府那边……”
“不必理会总督府！”
凯撒克打断了他，语气冰冷，
“轩尼诗那个天主教徒，那个无可救药的华人同情者，他早就疯了！他废除公开笞刑，是向野蛮的华人罪犯示弱！他允许华人在中环置地，是玷污我们高尚的社区！
现在，他更是默许这个姓陈的金山客、三合会龙头成立什么总会，公然取代了东华医院和我们认可的华社、会商组织。这是在摧毁殖民地平衡多年的秩序！是在动摇帝国统治的根基！”
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
自从这个陈九来到香港，一切都乱了套。
码头的用工成本被强行抬高，原本各自为战、可以随意拿捏的三合会堂口被拧成了一股绳。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这个陈九通过伍廷芳，竟然真的能和港督说上话。
而新任港督更是前所未有地亲近华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冒犯。
“我要让伦敦的朋友们，让殖民地部的先生们都看清楚！”
凯撒克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轩尼诗的所谓改革，正在把这里变成一个帮派分子的天堂！而这个陈九，就是背后最危险的毒蛇！把他和总督绑在一起，唐纳德，使劲写，能写多少写多少，把他们一起钉在耻辱柱上！”
这篇社论，果不其然在香港的英文社群中炸开了锅。
跑马地的赛马会、香港会的雪茄房、半山区的私人晚宴上，商人们、政府中层官员们、甚至是军官们，都在义愤填膺地讨论着。
他们将对新任总督积压已久的不满，悉数倾泻到了这些“外地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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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香港社会由多个族群构成，主要包括：
欧籍精英阶层，这其中主要是英国人，包括政府官员、洋行商人、银行家、律师和传教士。他们居住在山顶和半山区的优越位置，享受着殖民地统治者的特权。
华人社群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内部也存在分化。
一部分是富有的买办、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开始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另一部分则是广大的劳工、店员和小商贩，生活在太平山、上环等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今大多加入了华人总会，或者是在总会的组织下活动、工作。
其他族群还包括葡萄牙人（主要来自澳门）、印度人（多为警察、士兵和商人）等等，这些是少数群体，没什么影响力。
尽管经济上相互依存，但社会上，欧洲人与华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离。
种族主义思想普遍存在，许多英国商人认为华人是“劣等民族”，对新任港督，轩尼诗总督提升华人地位的政策感到愤怒。
他们抱怨华商的竞争，并试图维护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
1877年，殖民地部决定将轩尼诗调任至香港，接替退休的坚尼地爵士，成为香港第八任总督。
香港华人总会迎来了空前的发展。
轩尼诗的治理理念与前任们截然不同，他坚信应该公平对待所有族群。
他上任后不久，便废除了此前禁止华人在中环地区购买土地、建造楼宇的法令。他还允许华人在夜晚自由行走，取消了华人必须携带夜间通行证的规定。
在接触了华人总会之后，更是大加赞赏，直接任命了华人总会的理事，伍廷芳律师成为太平绅士。
轩尼诗对当时针对华人的严酷刑罚，像是公开笞刑感到十分震惊和反感。
他认为这些刑罚是不人道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因此下令减少甚至废除这类刑罚。甚至还质疑警察部门在执法中对华人存在的偏见。
虽然，香港华人总会在他的支持下权利大增，但也遭到了殖民地英籍社群的猛烈抨击。
商人们认为他“姑息养奸”，削弱了殖民统治的权威，并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
首席按察司甚至公开批评总督干预司法。
殖民地部很多英籍官员也对他的激进政策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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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华人总会位于上环的新总部里，陈九正平静地读着同一份《孖剌西报》。
伍廷芳和林怀舟坐在他对面，神色各异。
“他们把你描绘成了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伍廷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调侃，“恭喜你，陈先生，你现在是香港最着名的华人了，虽然是以反派的身份。”
陈九放下报纸，脸上看不出丝毫怒意。“他们骂的不是我，是轩尼诗。我不过是他推行政策时，被推到台前的一个靶子，也是他们攻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但这种舆论攻势不容小觑。”
伍廷芳变得严肃起来，“香港的权力结构很微妙。总督虽然权力最大，但也要顾及本地英商阶层的利益和伦敦的看法。如果这些英籍官员和商人持续施压，让殖民地部认为香港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轩尼诗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刚刚打开的局面，随时可能因为总督的妥协或调任而付诸东流。”
“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陈九的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不远处，普仁街的山坡上，华人总会新开办的义学里，几十个穿着长衫的男童正坐在闷热的课室里，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三字经》。
中华传统蒙学课程，翻来覆去都是那几样。
这是旧的根，是维系着华人身份认同的传统。
而在更远一些的歌赋街，中央书院的红砖教学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名叫梁文杰的年轻人，正和他的同学们，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的辩题是“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利弊”。
梁文杰引经据典，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到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思路清晰，辞锋锐利。他的辫子剪了，穿着干净的西式校服，眼中闪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野心。
这是新的苗，是这座殖民地正在刻意培养的、能够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下一代。
“伍先生，”陈九收回目光，“你我都是从这两种学堂的缝隙里走出来的。你觉得，哪一种能救我们的同胞？”
伍廷芳沉默了片刻，答道：“传统的义学，教的是伦理道德，维系的是我们是谁的根。而中央书院这样的西学堂，教的是经世济用的知识，是我们如何活下去的术。两者，缺一不可。但眼下，我们更缺的是术。”
“没错。”陈九点了点头，
“伍先生，你我都是新会人，小时候读的都是之乎者也，先生你长大后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前往英国留学深造，进入着名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随后，又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正式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
“我在美国所见留美幼童也是，从小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学，如今好几人考入耶鲁或者哈佛，以及其他高等学府。”
“于我所见，这些祖宗成法，传统学问并不会让人封闭落后，西学也不见得就能让人堂堂正正。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体用’之分，或孰轻孰重。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直面二者之弊，取其精华，熔铸一炉。”
他顿了顿，仿佛在梳理脑海中盘桓已久的思绪：“旧学之弊，在于过于重’道’而轻’器’，空谈心性，面对洋枪洋炮时，圣贤道理显得苍白无力。它培养的顺民，讲得是服从秩序，约束自己，忠君爱国。
而西学之险，在于其’器’与’术’的背后，有一套强大的价值与逻辑，如果是只学其表，不究其里，学成了也终不过是替洋行算账的买办，或者是给别人的学问发明添砖加瓦，低人一等。”
“你我先受传统启蒙，知星汉灿烂，文明悠长，此为根基，知道自己是谁，血脉文明来自哪里。便是下了地府，魂魄也不会和洋鬼子搅和到一起去。后努力精研西学，为我华人自强添一份力，学以致用。或许才是眼下合适港澳的教育之路。”
“目前仍要做两件事。”
他转向林怀舟，眼神变得温柔：“第一，你的医学院计划，要加快。那不仅是救人的地方，更是一所示范。我们要办一所我们华人自己的西式学堂，培养我们自己的医生。等医学院走顺了，接下来就是华人的高等学府，也要尝试建立起来。我们不仅能学会鬼佬的本事，还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然后，他的目光又回到伍廷芳身上，“第二，还是办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一份中文报纸。就在香港本地招募人才，把公报也做起来。”
“不仅要揭露鸦片之害、洋行之苛，更要连载科普，讲解卫生之理、法律之要。
不仅要报道海外华工之抗争，更要请如你这般学贯中西的贤达，撰文深入浅出地剖析西洋强盛之本源，反思我辈积弱之根由。
他们用英文在《孖剌西报》上蛊惑人心，我们就要用中文，对着这十几万同胞，一字一句地开启民智，争夺话语之权！”
“他们有他们的舆论场，我们也要有我们的。
他们用英文对他们的皇帝和议员喊话，我们就用中文对我们的十几万同胞喊话。
我们要争夺的，不只是一个城市，几十条街，更是一个族群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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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院内，两位访客在校监的陪同下，略显拘谨地走入校园。
走在前面的人身着半旧的长衫，脑后垂着一条精心梳理的辫子，正是来自南海西樵的青年士子康有为。
他此次南来省亲，特意来香港游学，要亲眼看看这传闻中“全盘西化”的城市究竟是何光景。
踏入校园的一刻，康有为的脚步便慢了下来。
他的目光掠过修剪齐整的草坪、坚固宏大的红砖建筑、宽敞明亮的玻璃窗，以及那些步履轻快、神情自信的中西学子，原本矜持的脸上难以抑制地浮现出羡慕。
这井然有序的场面，迥异于内地任何一座书院或官衙，与他所熟悉的广州城厢的破败、官场的暮气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对比。
课后，梁文杰见这位士子打扮的访客独自立于廊下，望着操场上奔跑的学生出神，便主动上前，招呼道：“先生可是初到香港？”
康有为回过神来，连忙拱手还礼，“在下南海康祖诒，冒昧来访。见香江气象，实在是…震撼人心。”
他指向周围的建筑，“梁同学，你们平日在此，所学皆是这些泰西之学问？”
“正是。”梁文杰点头，
“格致、算术、地理、英文、历史，皆有所涉猎。先生方才所见之辩论，亦是日常功课。”
康有为深吸一口气，
“我自幼读圣贤书，知中国乃天朝上国，文物制度远胜夷狄。然今日见此弹丸之岛，道路整洁，屋舍俨然，市政井井有条，民众……甚至颇有法度。
反观内地，民生凋敝，官场腐蠹，遇西人则屡战屡败……”
梁文杰看着这位年长自己不少的士子，心中猜到此人恐怕来了香港，对心中所学一片失望，怕是更起了几分哀痛之意，便认真答道：“康先生，学生浅见，我在此读书，观西人之学，其长处在于格物致知，探究宇宙万物之规律，进而转化为实用之技术、精良之制度。其政体、律法、商务、教育，皆环环相扣，以求富国强兵、便民利民。”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又指向远方：“我华人智慧不逊于人，若能如这中央书院一般，既不忘我华夏伦理之根柢，又大胆采撷西学之精华，何愁国家不能自强？学生以为，问题不在儒学与西学孰优孰劣，而在能否经世致用，能否让这学问真正利泽万民。”
“经世致用……采西学之精华，而不废中学之根本……”
康有为喃喃重复着，
“说得对啊….器艺可学，制度亦可参详！我华夏立国之本，三纲五常、孔孟之道，乃万世不易之至理。若能以此为本，辅以西人之长技、甚至其议会、律法之精神，损益变通，或可为我中国寻得一条新路，一条既可御侮自强，又不失吾华夏魂魄之路！”
他开始思考，如何在那看似坚固的儒家思想框架内，嫁接上现代化的枝叶。
“或许，正需从这教育始，从开启民智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