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伦敦、巴黎或是华盛顿的绅士们而言，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标绘，分割和驯服。
电报线不断地铺设，如蛛网般缠绕地球，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远离欧洲大陆心脏的南洋，同样是许多人惦记的肥肉。
延续千年的季风，它们带来了阿拉伯的商人、印度的僧侣、以及一代又一代从福建、广东、潮汕、琼州等地南下的华人。
也带来了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
英国人在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组建了自己的海峡殖民地，
他们大力推行种植园经济，大规模种植橡胶、棕榈油等经济作物，并开采锡矿。
在缅甸，则强制推行稻米单一作物种植，以满足英国本土及其他殖民地的粮食需求。
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彻底改变了当地自给自足的农业结构，直接成了纯粹的“海外农场”。
新加坡和槟城等港口被建设成为重要的自由贸易港，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枢纽。
他们修筑港口，建立银行，制定法律，然后巧妙地退居幕后，利用“甲必丹”制度（Kapitan ca），让华人精英去管理自己那庞大、复杂而又时常内斗的族群。
他们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控制，而是绝对的利润和通畅的贸易。
只要不触及女王陛下的权威和怡和、太古洋行的财路，华人内部打得血流成河，他们也可以隔岸观火，甚至乐于见到这种“以华制华”的平衡。
荷兰人则粗暴得多。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总督府，他们用更直接、更铁血的方式统治着庞大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对于华人，他们既依赖其经济才能，又时刻警惕其组织能力。
华人被置于欧洲白人之下、土着“普利”之上的“二等公民”地位，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荷兰殖民军的刺刀，时刻提醒着每一个人，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西班牙在南洋的殖民地主要是菲律宾。其统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传教士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对菲律宾的文化、社会习俗乃至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图将当地“西班牙化”。
三百年的殖民岁月消磨了锐气，只剩下腐朽的官僚体系和天主教会的余威。
而暹罗（泰国）的拉玛五世王，则在英法两大巨兽的夹缝中，艰难地维系着王国的独立。
整个南洋地区的经济命脉被牢牢掌控在农业和矿业两大领域。
无论是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菲律宾的蔗糖和烟草，还是荷属东印度的咖啡和香料，都是以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初级产品为主。
南洋地处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等重要航道是全球海上贸易的生命线。控制了这里，就意味着扼住了世界贸易的咽喉，具有极高的军事和战略价值。
除了港口之外，整个南洋都被默契地定位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农场，甚至连本地的手工业都难以为继。
整个南洋地区最大，也最不安分的群体，便是星罗棋布的华人社群。
他们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由无数个基于血缘、地缘、方言和行会所构成的，既紧密又松散的聚合体。
在霹雳州的近打河流域，广府人和客家人为了锡矿的归属，组建了“海山”与“义兴”两大私会党，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拉律战争”，尸骸足以填满矿坑。
在柔佛，港主制度下的潮州人开辟了无数的甘蜜和胡椒园，形成了一个个半独立的王国。
在婆罗洲的西部，由客家矿工建立的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已历百年风雨，尽管国力日衰，却依旧是荷兰人眼中一根顽固的刺。
这些传统的甲必丹、侨领、港主、私会党大哥们，他们是各自世界的大佬。
依靠古老的洪门仪式、宗族祠堂的规矩和雪亮的腰刀来维持统治。
彼此竞争，时而合作，共同构成了一张巨大而混乱的网络，在殖民者的秩序下顺服。
一股新的风信，正从北方源源不断地吹来，带着旧金山湾和维多利亚港的气息，
这股风的名字，是被一家渔业公司和航运公司一起带进来的。
在南洋各地的情报掮客、洋行买办和会党的“草鞋”口中，这家公司的形象是模糊而矛盾的。
有人说，它是一家财力雄厚、背景神秘的美国公司，拥有一整支蒸汽船队，以冠绝太平洋的速度，正在无情地挤压着所有老牌航运公司的生存空间。
有人说，它的董事“金山九”，是一个在底层崛起的华人枭雄，手段狠辣，以雷霆之势整合了北美和港澳华人的地下势力。
在短短几个月内，血洗了澳门的“和记”，整合了香港所有的三合会堂口，成立了一个名为“香港华人总会”的组织，打压得那些上层乡绅成立的慈善组织抬不起头。
他们不仅有枪，有船，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一支由西洋律师组成的团队，懂得如何利用《万国公法》和报纸舆论，将最野蛮的征服，包装成最文明的商业扩张。
如今，这家公司的船队，正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新加坡的丹戎巴葛码头，他们的代理人，正悄然拜访着海峡殖民地的各路华商和甲必丹。
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已经开始渗透南洋华人社会的每一个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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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渔业贸易公司对南洋的攻略，并非始于火枪，而是始于一本本印刷精美的公司介绍和一份份措辞严谨的合同。
公司的南洋总部，设在了新加坡。这座由莱佛士一手缔造的城市，是整个南洋的心脏，也是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精神的核心。
公司的策略，是陈九早已制定好的“三步走”：控其流、夺其利、换其骨。
南洋，从锡矿到甘蔗园，从码头到城市建设，每一个毛孔都在渴求着廉价的劳动力。
而南洋最大、也最混乱的劳动力来源，便是来自中国的“猪仔”。
传统的模式是，各地的矿主、园主通过本地的会党或甲必丹，向香港、澳门、汕头的“客头”下订单。客头们则用拐卖、绑架等各种手段凑齐人头，塞进卫生条件恶劣的帆船，运抵南洋。效率低下，死亡人数高，且供应极不稳定。
太平洋渔业公司凭借在港澳和两广总督刘坤一达成的默契，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劳工出口。他们以“契约华工”的新名义，公开招募，提供基本的食宿和安家费，吸引了无数走投无路的饥民。
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没有一个华工抵达南洋。
敢于绑架，诱骗，走私出去的打仔或者船主直接在码头砍头示众。
第一批华工优先供应了夏威夷，在高压之下，南洋靠猪仔为生的会党再也没有一句屁话。
公司向全南洋的雇主们发出通告：今后，所有需要华工的企业，必须向香港和濠江的劳务公司下单。
公司提供不同“等级”的劳工——粗通英文的、有特定技能的（如木工、铁匠）、身体强壮的，价格各不相同。
所有劳工都签订了标准合同，明确了工作年限、薪酬和基本权益。
公司用快速、安全的蒸汽轮船取代了传统的帆船。
船上有随船医生，有干净的饮水和足够的食物，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活着抵达的工人，都是一份纯利润。
起初，那些早已习惯了旧模式的会党和甲必丹们对此嗤之以鼻。
槟城“海山”公司的龙头大哥，一位控制着数千名矿工的客家大佬，就曾公开叫嚣：“我的人，只认我海山的旗，不认什么狗屁合同！”
随后，他的矿场因为招不到新工人，老工人跑路而陷入停顿，而他对手的矿场，却因为第一时间与“濠江劳务公司”签订了合同，获得了五百名生龙活虎的新矿工，产量大增。
此消彼长之下，这位龙头大哥不得不放下身段，派人前往新加坡，寻求“合作”。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航运业。
新购买的一整支小型蒸汽舰，行驶到了南洋，开辟了从新加坡到香港、槟城、巴达维亚的定期航线。
他们运费更低，时间更短，还有保险。
那些依赖传统帆船、靠着人情和保护费做生意的本地船行，在这种现代化的商业机器面前，如同螳臂当车，很快便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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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垄断劳工和航运是掐住了南洋华人社会的动脉，那么公司随后推出的金融和贸易服务，则是将绞索套在了每一个人的脖子上。
过去，海外华人将血汗钱寄回家乡，主要依靠“侨批局”。
这是一种基于同乡信誉的民间金融网络，虽然诚信可靠，但速度慢，手续费高，且风险极大。
公司利用其航运网络和与汇丰银行的合作关系，推出了一项名为“太平洋汇兑”的业务。
华工们可以在南洋任何一个公司的办事处，将工钱存入，他们的家人凭借一张盖有特殊钢印的汇票，便可以在香港、广州、厦门的指定钱庄取款。
速度快，费率低，安全有保障。
这项业务一经推出，便迅速摧毁了传统的侨批体系。
通过“太平洋汇兑”，公司掌握了整个南洋华工的现金流。
它清楚地知道哪个矿场在盈利，哪个种植园在亏损，哪个地区的资金流动最活跃。
接着，公司的贸易部开始发力。
他们将加州和公司自家农场出产的面粉、罐头、咸鱼，以及低价购买的工业品，布匹、铁器、煤油灯，大量运往南洋，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倾销。
同时，又大量采购南洋的香料、锡锭、橡胶等原材料，运往美国。
太平洋渔业公司的贸易部疯狂膨胀，人数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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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阿彬、阿昌叔，在一整支华洋混合的精英队伍辅助下，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南洋华商总会”筹备大会。
广邀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砂拉越等地的头面人物参加。
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
对于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合作的商人型甲必丹和侨领，公司授予他们“总会”的荣誉董事头衔，并给予他们在新业务中的股份。
例如，槟城的甲必丹郑景贵，这位同时也是“海山”公司领袖的富商，就敏锐地看到了与公司合作的巨大利益，成为了第一批“拥护者”。
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试图依靠私会党暴力反抗的传统势力，公司的手段更加直接。
阿昌叔亲自坐镇马六甲，带领一支由安定峡谷的“九军”和新招募的本地南洋小伙子组成的“公司保安队”，以“清剿海盗”、“维护航路安全”的名义，对几个负隅顽抗的私会党堂口进行了打击。
既是练兵也是屠杀，
几场单方面的大练兵之后，整个马六甲海峡的地下世界陷入了死寂。
对于那些既不合作也无力反抗的传统港主和乡绅，公司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公司在他们的领地附近建立新的、管理更高效的种植园和居民点，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治安，用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将他们治下的工人和佃户一点点吸引过来。
不出两年，这些旧式的“土皇帝”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头司令。
与此同时，公司与殖民政府的关系，也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共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