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眼前的这一幕，却彻底击碎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所有认知与尊严。
他原以为，自己此行，是代表天朝上国，来为一群“化外之民”申饬公道。
可现在他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针对自己同胞的、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而那个他为之效忠的“天朝”，在这场屠杀面前，却长期保持着一种可耻的、麻木的沉默。
他想起了陈九。
想起了那个年轻人在华人总会里，对自己发出的那句近乎讽刺的质问。
“在这里，能保护我们的，不是那面早就褪了色的龙旗！”
那一刻，他只觉得那年轻人狂悖无礼。
而此刻，站在这艘漂浮在异国海域、如同人间炼狱般的船舱里，那句话，却像一把烧红的刀，狠狠地捅进了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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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美国的航程是漫长而压抑的。
船舱，变成了一座漂浮在海上的临时公堂。
陈兰彬、马福臣和吴秉文三人，几乎不眠不休，日以继夜地整理着那些从古巴带回来的、浸透了血与泪的证词。
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墨水和挥之不去的淡淡血腥味。
桌子上、地板上，堆满了成卷的供状。每一份文件，都代表着一个破碎的人生。
工作的过程，是一场对精神的残酷凌迟。
陈兰彬负责审阅所有的中文证词。
他戴着镜片，逐字逐句地阅读。那些朴实、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文字，在他眼前幻化成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
“客头言及大吕宋遍地黄金，工八年可得百金。家中已无隔夜之粮，遂信之。上船方知受骗，舱如猪圈，人满为患，日仅一食，多有病毙者，抛尸大海……”
“……至古巴，如入地狱。日作八九个时辰，鞭笞未尝离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契约八年，实则终身之奴。稍有不从，辄以铁链锁之，或关入水牢……”
每读一份证词，他的心就像被凌迟一刀。
这些文字不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无数冤魂无声的控诉。
好几次，他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走到甲板上，任凭冰冷的海风吹拂，才能勉强平复那翻江倒海的情绪。
而马福臣和吴秉文，则负责将这些证词分门别类，并翻译成精准的英文和法文。
“这份关于续约的证词，必须单独归类。”
马福臣指着一份文件，对吴秉文说，“这是西班牙人整个契约奴隶制的核心。我们要用数据说话，统计出契约平均被延长了多少年，有多少人至死都未能恢复自由身。”
“还有死亡率。”
吴秉文推了推眼镜，他的面前是一份他自己绘制的统计图表，“根据我们收集到的1176份有效口供和85份联名请愿书，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华工在契约期内的非正常死亡率，至少在50%以上。这个数字，比当年黑奴贸易最猖獗的时候还要高。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他们之间也时常爆发争论。
“这里，”
陈兰彬指着一份草稿，眉头紧锁，“‘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样的词，必须写进去！不如此，不足以形容其罪恶之万一！”
“陈大人，请恕我直言。”
马福臣摇了摇头，这位严谨的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
“我们的报告，最终是要呈交给五国公使，是要在国际外交场合使用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只会削弱报告的公信力，让他们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夸大其词。我们必须用最客观、最冷静的语言，陈述事实。让事实本身去说话，远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力量。”
陈兰彬沉默了。
他知道马福臣说得对。在西方的游戏规则里，冰冷的数据和交叉验证的证词，远比道德的谴责更具杀伤力。
他不得不压下心中的悲愤，接受这种将同胞的苦难，转化为外交武器的、冷酷的逻辑。
他们按照总税务司赫德事先拟定的51个问题，将所有的证词和证据进行归类整理。
从诱骗和绑架的过程，到海上航行的死亡之旅；从种植园里的非人劳作，到花样百出的酷刑；从被肆意克扣的工钱，到永无止境的续约……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证据链，在他们手中渐渐成型。
这不仅仅是一份调查报告。这是一部由无数华人用生命和血泪写就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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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夏，调查团返回美国。
报告的最终文本，在华盛顿一间租来的公寓里被反复修改、校对，最终定稿。它被印刷成中、英、法三种文字，装订成册。封面上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只有一行简洁而沉重的标题：《古巴华工调查禀稿》(the cuba issio)。
随后，这份报告的副本，被正式递交给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驻华盛顿的公使馆 。
起初，报告并未在公众层面引起太大的波澜。
外交的世界，总是静水流深。
各大公使馆只是按部就班地接收了文件，表示会将此事汇报给本国政府。
西班牙驻美公使更是发表声明，斥责报告内容“纯属捏造”，是“无耻的诽谤”。
然而，一股暗流，已经开始在水面下汹涌。
报告中那些翔实的数据、交叉印证的证词，以及由马福臣和吴秉文这两位西方人背书的客观性，让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都无法等闲视之。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收到了报告的副本。那些关于虐待、奴役和高死亡率的描述，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刚刚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了奴隶贸易的“日不落帝国”的道德神经。很快，在英国下议院，有议员就此事向外交次官发起了质询，要求政府表明立场 。
在美国，这份报告同样引起了震动。彼时，美国刚刚结束了血腥的内战，关于种族和劳工权利的讨论正处于历史的最高点。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如《纽约先驱报》，开始刊登报告的部分节选。那些关于“与黑奴无异”、“比奴隶制更残酷”的描述，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愤慨。
废奴主义者、人权活动家们，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谴责西班牙在古巴的暴行。
国际舆论的压力，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向马德里收紧。
西班牙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他们可以无视一个积弱的清政府的抗议，却无法忽视来自英、美等世界强国的道德压力和外交诘问。
更重要的是，古巴的独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西班牙急需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
这份报告的出现，无疑让他们在道义上输得一败涂地。
最终，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西班牙政府被迫做出了让步。他们同意与清政府就华工问题重新展开谈判。
1877年，经过漫长而艰难的交涉，《古巴华工条款》最终签订。
条约规定，西班牙将保证华工的人身自由与合法权益，严禁虐待和非法拘禁，并承诺将协助所有契约期满的华工返回中国。
至此，那场持续了三十年，将数十万华人投入人间地狱的“猪仔贸易”，终于在法律的层面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消息传回旧金山，唐人街一片欢腾。
陈兰彬站在华盛顿的街头，看着报纸上关于条约签订的新闻，心中却百感交集。
他赢了。
他用一支笔，为数十万同胞讨回了公道。这无疑是他外交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笔。
然而，他却丝毫感受不到胜利的喜悦。
他想起那些在调查中死去的华工，想起那些永远无法再回到故土的冤魂。这份迟来的正义，对他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也想起了陈九。
那个年轻人用刀枪在古巴的丛林里为同胞杀出一条血路，而他，则在文明世界的牌桌上，用墨水和纸张，打赢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却在某个遥远的时空节点上，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交汇。
谁对？谁错？
陈兰彬不知道。
他只知道，在这片广阔而陌生的新大陆上，他们这些来自古老帝国的人，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像个人，都付出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