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骗局的指控。”
卡洛的语速开始加快，声音也变得有力，“克罗夫特先生声称格雷夫斯先生是幌子。但证据呢？三角洲垦荒公司提交的所有文件中，有任何一份能证明我的代理人在交易中受到了胁迫或欺诈吗？没有！相反，我们这里有垦荒事务所负责这笔交易的办事员先生在交易后写给他兄弟的信件，”
他举起一份信件，
“信中他明确表示，自己以一个极好的价格，卖掉了一片没人要的烂泥塘，获得了一大笔奖金，正准备去内华达州寻找新的机会。这听起来像一个骗局吗？”
克罗夫特脸色微变。
刘景仁乘胜追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沼泽地法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土地被开垦，被利用，从而为加州创造财富！而我的当事人，格雷夫斯先生，和他雇佣的劳工们，用血汗将一片蚊蝇滋生的死亡沼泽，变成了两万六千英亩的黄金粮仓！他们实现了法案的最终目的！而原告，三角洲垦荒公司，他们又做了什么？据我所知，他们购买土地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他们开垦够三千英亩土地了吗？他们坐享其成，在经济危机时，试图用卑劣的法律伎俩，抢夺别人辛勤劳作的果实！法官大人，如果这就是加州的正义，那么正义已经死了！”
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
旁听席窃窃私语。
法官敲响了法槌，宣布休庭。
尽管他依旧偏袒原告，但卡洛的辩护，已经成功地将这场官司从一场简单的地权案，变成了一场关于法律精神和劳动价值的公开辩论。
陈九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
从他这张面孔坐上法庭那一刻，法庭就已经变成了隐形的审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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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巴塞将一份报纸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
头版上，是关于法庭辩论的报道，虽然措辞依旧偏向白人，但却也引述了卡洛的部分观点，甚至有读者来信登报，质疑三角洲垦荒公司的动机。
“那个该死的小子，居然把我们拖进了泥潭。”
克罗夫特站在他对面，脸色同样难看。“法官虽然向着我们，但舆论开始变得复杂。我们必须加快进度。”
“那就执行下一步！”
巴塞对着自己的秘书咆哮道，“立刻！马上！我要让那片农场变成一座孤岛！以垦荒联合体的身份，联系铁路公司的朋友，让铁路公司拒绝他们的货运订单。一粒米都别想运出来！”
秘书脸色很难看，小声辩驳了一句，“这恐怕很难，还有，我不觉得他们想要对外出售。”
“你知道的，以他们的劳工规模，这些粮食多半是要留着自己吃。”
“这是态度，态度懂吗？！”
“还有供应商，”
他补充道，眼神阴狠，
“去告诉萨克拉门托所有的种子商、农具店，谁敢卖东西给那群中国佬，谁就是我们所有垦荒公司的敌人！”
秘书默默记下了这一条，实际上，这种封锁早就开始了，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那个农场的主人，背后有自己的渠道。
更何况，现在大家都缺钱，谁还在乎他们这些濒临破产的公司？
“舆论上也要加大火力！”
巴塞站了起来，踱着步，“花钱！收买《萨克拉门托联合报》的编辑！我要每天都看到攻击他们的文章！就叫他们黄祸农场！说他们肮脏、带菌、是帮派据点，威胁着我们白人的生存！我要让整个加州都相信，他们是必须被切除的毒瘤！”
他停下来，喘着粗气，
“当他们种不出，运不走，卖不掉，又被所有人唾弃的时候，我再看看那个卡洛，还能用什么来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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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外国人土地法》，明确禁止“无资格成为公民的外国人”拥有土地 。垦荒联合体雇佣的律师团队夜以继日地调查格雷夫斯名下每一笔交易记录，和他曾经的经历。
寻找任何蛛丝马迹，证明他不过是华人利益的“稻草人”。
他们向萨克拉门托高等法院不断提起，要求州政府依据“警察权”对这片土地进行“充公”，理由是该土地的实际控制者违反了土地法，对加州的公共福祉构成了威胁 。
卡洛带着一群圣佛朗西斯科的精英律师忙得焦头烂额。
巴塞的公司和盟友们，拥有萨克拉门托河沿岸的大量土地。
他们依据加州法律中历史悠久的“河岸权”，主张自己拥有优先使用流经土地的自然水流的权利 。
而陈九的农场，是通过新挖运河引水，属于法律上优先级较低的“占用权”。
克罗夫特的团队据此向法院申请禁令，要求立刻停止陈九农场的引水行为，声称其“非法截流、污染水源”，损害了下游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这场官司彻底陷入了拉锯战。
法庭之外，报纸上在收到了巴塞等人努力挤出来的“友谊”之后，开启了骂战。
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渲染华人利用“苦力”进行不正当竞争，将导致白人农场破产的经济威胁论 ；他们编造华人生活习惯肮脏、污染水源、可能引发瘟疫的卫生威胁论；更阴险的是，他们暗示农场是华人帮派的据点，私藏武器，是社会安定的巨大隐患。
报纸上甚至出现了由着名漫画家绘制的种族主义漫画：一个拖着长辫、面目狰狞的“约翰中国佬”，正贪婪地将整个萨克拉门托河谷吸入他的鸦片烟枪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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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克雷恩是一个典型的西部记者，精明、愤世嫉俗，对金钱和爆炸性新闻有着同样的热爱。
当刘景仁找到他，并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去农场看一看。
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个像《联合报》上描述的那样，肮脏、混乱、充满苦力的营地。
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规划得井井有条的社区。
道路整洁，房屋俨然，甚至还有高效的蒸汽泵和一些简洁有效的水车，工具运转。
他看到了学校，孩子们在里面朗读。
他看到了诊所，穿着怪异的清国医生在为工人检查身体。
他甚至看到了一个公共澡堂和完善的排污系统。
最让他震惊的，是农场的账本。
刘景仁向他展示了一些农场技术工人的薪水，高于在铁路上做工的白人，甚至不低于一些白人农场的高级工程师。
更不要提那个他有些理解不了的劳动券制度，甚至他还认出了一个东海岸大名鼎鼎的学者在田地里跟着一起干活。
“这就是《联合报》写的黄祸农场？”
克雷恩喃喃自语，他知道自己挖到了金矿。
几天后，《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刊登了一篇由克雷恩撰写的长篇纪实报道，
标题是：《沼泽地上的奇迹，还是我们眼中的毒瘤？——亲历河谷垦荒公司的农场》。
文章用详实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与《联合报》宣传截然相反的世界。
他对比了河谷垦荒公司农场的卫生条件和萨克拉门托某些白人贫民窟的肮脏，对比了农场工人的收入和铁路公司的“苦力”工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我们指责他们不正当竞争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为何我们的效率如此低下？当我们污蔑他们肮脏时，我们是否敢于正视自己城市中的污秽？那些华工，用双手将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加州的粮仓，他们是建设者，不是威胁。或许，真正的黄祸，不是这些勤劳的清国人，而是某些人心中那无法遏制的贪婪和种族偏见。”
这篇文章像一颗炸弹，在萨克拉门托引起了轩然大波。
《联合报》立刻发表社论，攻击克雷恩是“收了清国人黑钱的无耻文人”，
并刊登了一篇由所谓“卫生专家”撰写的文章，危言耸听地宣称，华人的生活习惯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爆发。
刘景仁则以格雷夫斯的名义，在《蜜蜂报》上买下整个版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他没有愤怒地反驳，而是以一种谦卑而坚定的姿态，邀请萨克拉门托的市政卫生官员、商会代表以及任何“心存疑虑的公民”，随时可以前来农场参观、检查。
“事实胜于雄辩。”
信的结尾写道，“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我的工人们流下的汗水，将是最好的证明。”
一场围绕着真相和谎言的舆论战，在两家报纸上激烈地展开。
萨克拉门托的市民们，每天都在争论、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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