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在颠簸的土路上缓缓前行，
这是祖父为她争取到的权利。在她订婚仪式之前，给她一天的时间最后任性一下。
海风带着熟悉又陌生的味道，从车窗的缝隙里钻了进来。
艾琳闭上眼，那味道曾让她联想到第一次在教堂和陈九见面，他身上混合着鲸脂的淡淡的臭味，握手完她还去洗了个手。而如今，它只带来了无尽的酸楚。
马车在捕鲸厂外围停了下来。
眼前的一切让她感到陌生。曾经那个混乱但充满生命力的海边营地，如今已经被高大的木栅栏和了望塔所取代。
围栏内是已经打好地基的工厂雏形。
栅栏门口，几个持着长枪的白人武装人员拦住了去路。他们的眼神警惕，像是在看一个闯入者。
管家上前交涉，不知道说了什么。那些白人审视了许久，才终于挥手放行。
马车穿过外围的防线，停在了捕鲸厂真正的入口前。
这里的一切都变了。
曾经简陋的门口变得更加森严，两边的围墙加高加固过，看不清里面的景象，还有人在围墙后的了望哨巡视。
有人喊了句什么，不多时，大门打开一条缝隙，
里面有成排的晒鱼的架子，来往的华工虽然衣衫依旧朴素，但步履匆匆。
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单纯的鱼腥，而是一种秩序井然的、带着几分忙碌的气息。
几个守在门口、面孔陌生的华人汉子拦住了她。他们的眼神同样充满警惕，手不自觉地按在腰间的转轮手枪上。
“小姐，你找谁？”其中一人用生硬的、带着浓重口音的英文问道。
“我……我来找陈九。”艾琳说出这个名字。
那几人对视一眼，警惕并未消减。就在气氛陷入僵持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艾琳先生？”
艾琳抬头望去，是一个年轻的华人，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
她想起来了，他是课堂上最认真的学生之一，名字好像叫阿福。
“是你？”艾琳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
“真的是您，艾琳小姐！”
阿福的脸上绽放出真诚的喜悦，他快步跑上前来，对着那几个守卫用广东话说了几句，他们的敌意立刻消散了，转而换上一种混杂着好奇与尊敬的目光。
“您怎么来了？快请进！”阿福热情地招呼着。
“我来找陈九，”艾琳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期盼，“他在吗？”
阿福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九爷他……他出远门了，可能要过一阵才回来。”
“没在吗……”
艾琳喃喃自语。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或许只是好奇，或者是体面的告别。
那一点点的希冀，瞬间被冰冷的海风吹灭。
她甚至没有力气去维持最后的体面，只是木然地转过身，“这样啊……那我…我该走了。”
“哎！艾琳老师，别走啊！”
阿福急忙拦住她，“您大老远跑来一趟，进去坐坐，饮杯热茶先啦！九爷要是知道您来了，我们连杯茶都冇招呼到，回来非得骂死我不可！”
艾琳的脚步顿住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该拒绝，还是该抓住这最后一次靠近他的世界的机会。
阿福见她犹豫，不由分说地回头喊道：“阿玲姐！快来，带艾琳小姐去九爷房里歇歇脚！”
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工闻声走了过来，阿福在她耳朵边说了几句。她看了艾琳一眼，目光温和，点了点头，轻声说：“小姐，请跟我来吧。”
艾琳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跟在那位叫阿玲的女工身后，穿过来往的人群，走向海湾边上那间排整整齐齐的小木屋。
阿玲最后在一间极小的木板房前停下，推开门笑笑就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陈九房间门口。
一股混杂着旧报纸、墨水和淡淡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
房间里陈设简单到近乎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但与这简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间里堆得到处都是的书籍和报纸。
报纸一捆又一捆地放在一边。
《圣佛朗西斯科纪事报》、《加利福尼亚报》……甚至还有几十本略显陈旧的书籍。
艾琳一一看过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职方外纪》、《火攻挈要》、《四洲志》等等。
阿玲没过一会，为她端了杯热茶进来，便知趣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房间里只剩下艾琳和她自己沉重的心跳声。
她缓缓地走到那张桌前，那把陈九坐过无数个夜晚的椅子前。她伸出手，轻轻抚过粗糙的椅背，然后慢慢地坐了下去。
她坐的，是他的位置。
她的目光所及，是他看过的世界。
桌上，有几支毛笔，还有一瓶墨水，一支蘸水笔随意地搭在一边。
桌角的烛台下，还残留着燃尽的蜡泪。
艾琳的目光落在摊开的笔记本上。
那上面是陈九的笔迹，从一开始的歪歪扭扭，到后来的流畅有力。
他抄录着报纸上的商业新闻，偶尔有几行英文，用中文在旁边做着密密麻麻的注解。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野蛮而又顽强地生长着，试图去理解并征服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
艾琳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指尖拂过那些墨迹，仿佛能感受到他书写时手掌的温度。
桌上那本《海国图志》显然翻过很多边，都有些毛边。
封面上还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名字，何文增，力透纸背。
她一页一页笔记看过，一本一本书抚摸过。
她看见了陈九画下的简易世界地图，看到了他抄录的无数历史、政治制度、科技和兵器等内容，显然他有很多也不懂，在旁边标注了，“找刘生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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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越多，她反而逐渐平静，心跳减缓。
她突然想要说服自己，或者说，她突然“明白”了，自己对陈九的感情，不是喜欢，更不是爱。
那只不过是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某些时刻，恰好找到了一个好玩又有趣的研究对象而已。
他的出现，他所代表的那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世界，像一道刺激的调味剂，安慰了自己那些在诺布山顶上流社会里无聊又枯燥的日子。
后来，又被那个男人不近人情地无情推开，才产生了一些可笑的逆反心理，反而让自己的目光更加无法从他身上移开。
对，这只是一种逆反，又或者，是一种对自己专横的父亲那隐隐的叛逆。仅此而已。
她努力地用这些理性的分析，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无可挽回的命运寻找着借口，为自己此刻坐在这里的行为寻找着正当性。
可是，当她的指尖翻过一页，目光触及到纸页底部那一行字时，她所有用来自我安慰的、用理性构筑起来的防线，轰然倒塌。
那是一整页抄录的英文笔记，内容艾琳很熟悉，是她送来的那本《英国文语凡例传》，
She walksbeauty, like the night...
她走在美丽的光影里，如同夜晚……
是拜伦的诗。
那一瞬间，艾琳再也无法抑制。
她刚刚告诉自己的一切都成了笑话。
她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自己单方面的、源于好奇与叛逆的投射，却没想到，原来那个沉默如山、冷硬如铁的男人，也曾有过这样柔软的一刻。
原来，他曾有一刻是那样深深地在意着自己，喜欢着自己，只是那份喜欢被他藏得那么深，那么深，深到若不是此刻坐在这里，她可能永生永世都不会知道。
某种被她用理智、用骄傲、用所谓的宿命论层层包裹起来的东西，被这句诗轻易地击得粉碎。
她仿佛能看到，在无数个潮声起落的深夜，那个男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借着昏黄的烛光，笨拙地，却又无比珍重地，一笔一划地写下这句他从书上学来的、关于美的句子。
而他心中想着的，又是谁的模样？
眼泪，终于决堤。
她伏在桌上，将脸埋进那些记载着他努力与挣扎的纸张里，无声地、剧烈地啜泣起来。
那些关于未来的恐惧，关于订婚的绝望，关于被当成交易筹码的屈辱，以及对这个男人所有无法言说的在意与关注，在这一刻，尽数化作滚烫的泪水，浸湿了他的笔记。
哭了不知多久，她终于抬起头。
她想，她该给他留点什么。
她从随身的小皮包里，取出了自己心爱的那支蘸水笔。
她拧开墨水瓶，笔尖在墨汁里浸了又浸，悬在笔记本崭新的一页上空，却迟迟无法落下。
她想写什么呢？
写“我来看过你”？太苍白。
写“祝你平安”？太虚伪。
写“祝你幸福”？她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这个勇气。
千言万语，万般情愫，堵在喉咙里，压在心口上，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们之间隔着的，又何止是千山万水。
最终，笔尖落下。
颤抖的手，在洁白的纸上，只留下了她自己的名字。
Eileen.
没有姓氏，没有称谓，只是艾琳。
像是茫茫大海上一声无助的呼唤。
她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属于他的小世界，然后头也不回地拉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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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拉门托河谷，华人垦荒营地。
营地规划出的住宅区，大门侧面立起一个告示牌，上面贴了详细的农场细则。
“时维同治九年，岁在庚午。我等华人同胞，远渡重洋，为求生计，或筑路于崇山，或淘金于恶水，备尝艰辛，饱受欺凌。铁路既成，万千兄弟流离失所；苛法既立，我等立锥之地日蹙。白人之贪婪如虎，其法度如网，稍有不慎，则身家倾颓，性命不保。
感于斯，痛于斯。今有秉公堂陈九先生慨然出资，联络致公堂袍泽，并合前太平军陈桂新将军麾下义士，于萨克拉门托河谷购得沼泽水泊之地数万英亩。我等在此，非为一人一姓之私利，乃为全体华人兄弟共谋一个长久之基业，共建一个庇护之家园。
我等深知，西学东渐，泰西亦有先贤，如欧文、傅立叶之辈，构想大同之世，建立公社，以求劳者有其得，耕者有其田。此等理想，与我中华“天下为公”之古训，及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之遗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我等兼采东西之长，立此“互助农场”，其根本宗旨为：
合众人之力，垦荒芜之地；立公有之业，谋万代之基。凡入我社者，不分四邑、三邑，不论士农工商，皆为兄弟手足。外御强侮，内济互助，生死与共，荣辱同担。
愿以此章程为凭，上告天地神明，下示我全体社员，同心同德，共守此约。
本农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长远规划、审批重大开支、裁决内部纠纷及应对外部危机。成员暂定五人：
山主（陈九先生）、
大管事（陈桂新先生）： 全面负责农场生产、建设及安全防卫。掌管生产队与护卫队，拥有战时最高指挥权。
文书先生（刘景仁先生）： 负责农场田亩、人员、物资及劳动券的记录与管理；兼理对外交涉文书及社员启蒙教育。
洋务代表（格雷夫斯先生）： 作为本场在官府及法律层面上的唯一合法代表，负责处理所有与白人社会相关的土地契约、税务、采买及法律事务。
洋务代表（傅列秘先生）
……………………….
本场所有土地，在官府的法律文书上，均注册于由洋务代表格雷夫斯先生控股的“河谷平原垦荒公司”名下，以规避加州对华人之土地限制。但在本场内部，所有土地及其产出，均为全体社员共同拥有之“公产”，任何个人不得私自买卖、抵押或转让。”
后面的农场具体的分配制度由傅列秘和刘景仁参考了欧文、傅立叶还有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作制度，详细分为两种。
想要短期工作，拿到钱回家的，设工头和劳动班组，扣除伙食费和住房费用后，每月20美元全额发放。
技术工种如铁匠、木匠、草药郎中等，根据其贡献与技术稀缺性，每月多的有40美元。
不过这部分人一旦数量过多，开支太过庞大，目前严格控制人数，优先招募想短期挣钱的技术工种，普通劳工除非是有多人保举品行端正，否则轻易不招募，目前人数仅仅六十多人。
其他人学习了欧文的“劳动券”制度，管吃管住，工作计券。由各工头每日收工后，在《登记簿》上为每位队员记录当日劳动券，并需本人按手印确认。
每十天，各队长将登记簿上交文书处。文书先生负责将所有记录汇总至《全场总账》，并于次日清晨，将过去十天的各队劳动券明细，用大字报张贴于食堂墙壁，全员公示，接受监督。
凡提出重大技术改良建议，如水利工程图纸优化、发现重要资源，或在对外行动中立下大功者，一次性奖励一个月到几个月的劳动券不等。
农场内目前的土地全是“公田”，统一开垦。等到开垦结束，便可以用劳动券购买土地、购买住房，或者想换成现钱，大致和拿钱工作的人差不多。
重要的是，将来私人土地之外的公产，还有按劳动券计算的分红！
这部分人已经接近两千。
经过解释，很多人也表示理解，有许多只是想挣钱回家的也选择了劳动券制度。
自己在农场每日工作，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到城里还容易挨打挨骂。
农场现在也采买了烟草酒水，可以用劳动券换，比外面还便宜些。
前些日子有临时有事的，或者提出要支钱回家的，也都按时兑付了，人心还算安定。
农场现在还有专职的采买队伍、守卫队伍、文书队伍、工匠队伍、医治队伍，分工明确，俨然一个内里封闭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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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乔治的笔尖在粗糙的信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
墨水是他在萨克拉门托城里那家唯一还肯向华人出售文具的杂货铺里买的，带着一股劣质染料的刺鼻气味。但这丝毫不能减损他此刻笔下的激情。
他所栖身的，是一间由华人劳工用最原始的工具，搭建起来的木板房。
与其说是“房”，不如说是一个仅能遮风挡雨的棚子。
唯一的窗户上，糊着一层浸过桐油的麻布，透进来的天光，昏黄而吝啬。
对亨利·乔治而言，这里比起烟雾缭绕的纪事报办公室，更让他感到振奋。
他已在这里驻扎了十几天。
作为《纪事报》的首席评论员，他本该歌颂着那些官员和政策，或者剖析着某些大公司最近的行动，又或是顶着编辑和老板的怒骂，抨击着市政厅那些见不得光的腐败交易。
要不是他的名气够大，人脉众多，很多读者喜欢，恐怕早就失业了。
自从在秉公堂读到那份由刘景仁、傅列秘等人草拟的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土地与劳工权益的论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便让他再也无法安坐。
他抛下了城里的一切，只带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和满腹的疑问，在傅列秘先生的引荐下，来到了这片被主流社会忽视，却又真实上演着一场伟大社会实验的土地。
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更具冲击力。
他看到上千名衣衫褴褛的华人，在几个工匠和头领带领下，用最简陋的工具——铁锹、锄头、扁担、箩筐，与这片广袤的沼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搏斗。
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
只有沉默的劳作，和那在空旷原野上回荡的、带着浓重乡音的劳动号子。
“嘿咗！嗨呀！用力嗬！”
那号子声，简单质朴，却蕴含着一种移山填海的力量。
他们挖掘出纵横交错的沟渠，将积水排入河流。
他们用肩膀扛起沉重的木桩，筑起一道道抵御洪水侵袭的堤坝。
他们用最原始的智慧，辨别风向，观察水文，在这片被白人视为“无用之地”的烂泥滩上，规划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里的组织形式。
这里没有监工的皮鞭，没有克扣工钱的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