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信。拉着我去别的医院复查。跑了好几家，结果都一样。”李卫国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相框边缘摩挲着，“回来的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就看着车窗外头。快到家的时候，他突然问我，‘爸，那实习……还能不能去？’”
段新红的鼻子猛地一酸。她赶紧低下头，不想让盒子外的李卫国看到自己的失态。心里有个地方酸胀得厉害。
“治病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他看着账单，眼睛都是红的。”李卫国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后来他就不怎么看账单了。也不怎么说话了。大部分时间，就是躺着，看着天花板。”
段新红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个重叠的影子。一个是照片上笑容腼腆的青年，另一个是躺在惨白病床上，瘦骨嶙峋，眼神空洞的病人。这两个影子在她脑海里打架，撕扯着她的神经。她突然意识到，她骗走的，不仅仅是钱。是这个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是他实现那些微小愿望的可能，是他看着父母安度晚年的希望。她亲手掐灭了这个年轻人生命里最后的光。
“他走的那天，天气挺好，出太阳了。”李卫国的叙述接近尾声，语气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疲惫，“他精神好像也好了一点，还跟我说，想喝口粥。粥还没熬好，他就……”
话在这里断掉了。后面是什么，不言而喻。
外面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李卫国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
段新红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砸在木地板上，留下深色的印记。她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哭，也不是因为害怕。是一种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汹涌而来的情绪冲垮了堤坝。是愧疚？是悲伤？还是对生命如此轻易就被摧毁的恐惧？她分不清。她只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她蜷缩起来，肩膀不住地颤抖。
她以前总觉得，那些被骗的人是活该，是他们自己贪心，愚蠢。可现在，照片上这个叫李铭的年轻人，他的“罪过”是什么？是想活下去？是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这难道是活该吗？
她想起自己骗走李卫国钱时，心里那份隐秘的得意和鄙视。她甚至记得，当时她还嫌弃过李卫国拿出来的钱有些皱巴巴的，带着一股老人的汗味。现在想来，那每一张钞票，可能都浸透着这个家庭绝望的挣扎和最后的希望。
盖子被轻轻合上了。黑暗重新笼罩下来。
但那张带着笑容的年轻面孔，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在了段新红的视网膜上，印在了她的脑海里。无论她怎么闭眼，怎么摇头，都挥之不去。
她终于明白了李卫国把她关在这里的真正目的。他不是要用饥饿、干渴或者针刑来折磨她。他是要用这张照片，用这个他曾经拥有、却因她而永远失去的、活生生的儿子，来对她进行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审判。
真相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不是一个模糊的受害者代号。真相就是这张照片，就是这个年轻人的笑容，就是那些未能实现的、关于洗衣机和下馆子的平凡愿望。
段新红趴在冰冷的地板上，哭得不能自已。这一次的眼泪，不再掺杂表演和算计，是纯粹的、从灵魂深处被挤压出来的痛苦和悔恨。她为自己对别人生命造成的巨大伤害而哭，也为自己那肮脏、卑劣、视人命如草芥的过去而哭。
那个曾经坚信“弱肉强食”的段新红，在那个笑容面前，彻底崩塌了。
原来，有些债，不是用几句虚假的“错了”就能还清的。
有些真相，比任何酷刑都更能撕裂一个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