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瑶放下手中的密信，火盆里的灰烬还未散尽。她起身走到案前，翻开一份新的卷宗。北境的银流问题暂时压下，但新政要走得更远，光稳住钱粮不够。人心若不松动，旧规矩就永远立在那里。
她提笔写下几个名字，都是各地学政上报时被刻意忽略的寒门学子。这些人有才学，却因出身低微，连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凑不齐。名单写完，她让人送去礼部备案，注明“特邀参与文会共议”。
第二天清晨，苏婉带着几名义学教习来到城南的讲学堂。场地不大，却打扫得干净。长桌排成半圈，中间留出说话的位置。墙上挂着一幅字——“民本与仁政之辩”。这是她亲自定的题目。
消息早已传开。有人支持，也有人冷笑。国子监几位老儒私下议论，说这是“乱序之举”，不该让乡野之人与士族子弟同席论道。可请柬是朝廷正式发出的，名头又是“共议民生”，谁也不好公然阻拦。
到了正午，人陆续来了。前排坐着的是各书院推荐的年轻学子，衣着体面。后排角落里，站着几个穿着粗布衣的年轻人，手里紧紧攥着纸笔。他们从几百里外赶来，一路风尘，只为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苏婉站在台前，声音不高：“今日不论出身，只论所思所言。谁有见解，皆可登台。”
话音刚落，一名白袍老者站起身。他是陈元恪，曾任国子监助教，在文坛有些声望。他扫了一眼后排那些寒门子弟，冷声道：“井蛙不可语海，乡野竖子安知经义？此等集会，不过徒增笑柄。”
场内气氛一紧。
苏婉没有回应。她只对主持人点头示意，按名单请第一位登台。
那人走上前，个子不高，脸色略显苍白。他是周秉文，十六岁，豫州农家子。父亲早亡，靠母亲织布供他读书。去年灾荒，官府未及时放粮，村里死了不少人。李氏新政后，地方设了赈灾点，他亲眼见官兵押着米车进村，百姓跪地叩谢。
他开口第一句就说：“我读《孟子》，最记得‘民为贵’三个字。”
底下有人轻哼一声。
周秉文没停。“可我在家乡看到的，是官吏闭门饮酒，百姓饿死街头。那时没人讲仁政，也没人提民本。直到新政来了，才有人管我们能不能活。”
他顿了顿，“所以我觉得，仁政不是写在书上的字，是能不能让人吃饱饭，有没有人在乎你死不死。”
全场安静。
一名士族子弟皱眉道：“你这说法太粗浅，不解圣人微言大义。”
周秉文看着他，“那你告诉我，圣人着书，是为了让人背诵，还是为了治世救人？若连人都活不下去，谈何大义？”
那士子一时语塞。
李瑶坐在侧席，默默听着。她示意书记官把这段话记下来，回头要抄送各地学政。这种话，比空讲礼法更有力量。
接着上台的是柳瑃。她是女子学堂的学生，父亲是个小吏，母亲早逝。她在学堂学了半年，把《礼记》翻了十几遍。
她站定后说：“我今天想问一句，‘有教无类’，真的包括所有人吗？”
有人低声嗤笑。
她继续说：“如果女子不能学，那‘类’里是不是少了半数人？如果庶民不得议政，那‘天下为公’又算什么？”
她的声音平稳，眼神清亮。“我不求一步到位，只希望有一天，一个女孩能在学堂里大声念书，不会被人说‘抛头露面’；一个农夫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会被骂‘不懂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