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棺木沉入黄土，拢起一个新鲜的坟头，像平原上无数个土疙瘩一样，不起眼，却又扎眼。烧完头七的纸钱，唢呐班子撤了，外村的亲戚们也散了，王家大院骤然冷清下来，只剩下满地的瓜子皮、烟蒂和一种无形的、黏稠的疲惫。
但另一种形式的“聚集”，却刚刚开始。
王老耿脸上的悲戚，像秋天的晨露，太阳一出来就迅速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属于当家人的盘算。他蹲在堂屋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目光扫过空落落的院子，最后定格在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返京的王麦收身上。
“先别急着走。”王老耿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你奶奶的事儿是完了，你的事儿，该摆上桌面了。”
麦收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事儿”指的是什么。
果然，从第二天起，王家那扇被孝布包裹过的大门，再次被频繁地叩响。这回带来的不再是花圈和挽联，而是满脸堆笑和揣在口袋里的、各式各样的姑娘照片。
说媒的，来了。
这些媒人，多是村里或邻村能说会道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像嗅觉灵敏的猎犬，总能精准地捕捉到谁家有了待婚的儿女。她们是乡村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汇聚者”，用舌头和脚板，编织着一张庞大而隐秘的姻亲网络。
头一个登门的是村西头的“快嘴李婶”。她还没进门，声音就先飘了进来：“老耿大哥！我给咱麦收瞅了个顶好的姑娘！保管你满意！”
她像一阵风似的刮进堂屋，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从怀里掏出一张过了塑的照片，直接塞到王老耿手里。照片上的姑娘圆盘大脸，涂着腮红，咧着嘴笑，透着数码修饰过的僵硬。
“瞧见没？多富态！屁股大，好生养！她爹是咱镇上皮革厂的老板，家里这个数！”李婶伸出两根粗短的手指，夸张地比划着，“嫁过来，那就是强强联合！以后你在村里，那不得横着走？”
王老耿眯着眼，捏着照片，不置可否。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对方的家底。他更看重的是“根”。娶一个本村或者邻村大姓的姑娘，意味着能通过姻亲，将王家的“根”扎得更深，织得更牢，在这片土地上形成更稳固的“聚合力”。这是他守了半辈子的祠堂、护了半辈子的祖坟，赋予他的最朴素的政治智慧。
麦收被父亲从里屋叫出来，像个商品一样被李婶上下打量着。“哎呦呦，瞧瞧咱麦收，在北京做大事业的，就是精神！这姑娘配你，正合适！”
麦收只觉得浑身不自在，那目光像沾了唾沫的刷子，在他身上刷来刷去。他勉强笑了笑，目光却落在窗外那棵光秃秃的老枣树上。北京格子间里敲代码的自由，与眼前这明码标价般的婚姻市场，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
李婶之后，是“张姨”、“刘奶奶”……王家堂屋几乎成了一个小型相亲信息集散地。媒人们带来的姑娘，背景各异，但说辞大同小异——家境如何殷实，姑娘如何本分能干，重点是，都能“帮衬”到王家。
王麦收像个提线木偶，被父亲要求着，去见了几次面。不是在县城装修浮夸的咖啡馆，就是在女方家里正襟危坐。姑娘们大多羞涩，问一句答一句，话题围绕着北京有多大、工资有多高展开。她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羡慕，也有一种让麦收感到窒息的、对既定命运的顺从。
一次，王老耿亲自押着他，去邻村一个姓马的大户人家“相看”。那家院子比王家还大，停着两辆小汽车。女方父亲和王老耿相谈甚欢，话题从今年的麦种价格，自然过渡到如果成了亲家，如何在村委会选举中“相互支持”。麦收和那个叫马兰兰的姑娘被安排在偏房，隔着一张茶几，尴尬地对坐着。姑娘一直低着头，绞着衣角，直到最后才小声说：“俺爹说……说你在北京挣钱多，以后能把俺接去……”
那一刻，麦收几乎要夺门而逃。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寻找伴侣，而是在参与一场以自身为筹码的、赤裸裸的乡村资源整合。
父亲却很满意。“马家是大家族，人口多，以后在村里办事方便。”
“爸，这不是做买卖！”麦收终于忍不住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