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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水渠上的血与月(1 / 2)

李向阳和他那辆突突乱叫的拖拉机,连同那股子好闻的肥皂味和文明世界的光影,一起消失在村口尘土飞扬的土路尽头,像是从奶子河村这块发霉的旧褥子上,猛地抽走了一根崭新的、耀眼的丝线。村子骤然安静下来,恢复了它千百年来固有的、慢吞吞的节奏,只是这安静里,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虚,像人走茶凉后杯底那点苦涩的渣子。

赵秀芝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那拖拉机突突声,一块儿被抽走了。她变得愈发沉默,白天跟着妇女队下地,锄头挥得又急又狠,像是跟脚下那些野草、跟这黏糊糊的黄土地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汗水顺着她年轻的脸颊往下淌,流进眼睛里,涩得发疼,她也懒得去擦。只有晚上,躲进自己那间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小偏房里,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翻开那本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农村医疗手册》时,她那颗空落落的心,才好像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虚幻的依靠。

书里的字,她大多不认识,那些弯弯曲曲的人体解剖图,看得她面红耳赤,心惊肉跳。但她看得极其认真,用手指着一个一个的字,凭着有限的识字量和连蒙带猜,艰难地啃着。她从“常见传染病预防”看起,知道了喝生水会拉肚子,知道了苍蝇蚊子是病菌的好朋友;她又翻到“妇女卫生常识”,看到“月经”、“妊娠”这些字眼,脸上烧得像火炭,心里却砰砰直跳,仿佛窥见了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那本书,成了连接她和那个远去世界唯一的桥梁,书页间似乎还残留着他手指的温度和那股淡淡的墨水香。

有时候,她会停下翻书的手,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那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条。“等我。”那两个字,像两粒火种,在她心窝里明明灭灭地烧着。等?怎么等?等到啥时候?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个只知道低头刨土、等着爹娘安排嫁人的糊涂虫了。她得认字,得多懂点东西,好像只有这样,才配得上那两个字,才不至于被他,被那个飞速前进的外部世界,甩得太远。

她开始留意村里但凡有点文化的人,比如那个年轻时考过秀才、现在只会之乎者也骂人的老学究,比如大队那个总是把工分账记得乱七八糟的会计。她逮着机会,就拿着书,指着不认得的字去问,问得小心翼翼,脸上带着讨好的、羞怯的笑。老学究嫌她打扰了自己对着残破古籍伤春悲秋的雅兴,往往挥着蒲扇赶她走;会计则用暧昧的眼神上下打量她,嘿嘿笑着:“秀芝丫头,咋突然这么好学了?是不是想着以后去公社当个女干部?”秀芝又羞又恼,却不敢发作,只能抱着书落荒而逃。

这偷偷摸摸的求学之路,艰难得像在泥沼里跋涉。可每当她感到气馁,想要放弃的时候,怀里那本书,衣兜里那张纸条,就会变得滚烫,烫得她坐立不安,逼着她继续走下去。

与秀芝内心这无声的、焦灼的挣扎不同,她哥赵福贵的“进步”,则显得格外实在,甚至有些惨烈。

公社修水渠的工程,果然在沙河套那边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那是一片更为荒凉、砾石遍地的河滩。王春娥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或者说,村支书婆娘的枕头风果然够硬,赵福贵真的被塞进了修渠的民工队里。

临走那天,王春娥把他送到村口,往他那个破铺盖卷里塞了几个掺了麸皮的窝窝头,看着他黑黝黝的脸膛,只说了句:“去了别惜力气,也别学人家偷奸耍滑。挣了工分,混出个人样来,比啥都强。”

赵福贵重重地“嗯”了一声,感觉浑身都憋着一股劲儿。他回头看了看自家那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又看了看王春娥那磨盘似的、能把男人魂儿勾走的屁股,把铺盖卷往肩上一甩,大步流星地朝着沙河套走去。他觉得自个儿不是去出苦力,是去打仗,去打一场能让他挺直腰杆、让王春娥刮目相看的仗。

水渠工地上,景象壮观而残酷。红旗插在光秃秃的土坡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黑压压的民工们,像蚂蚁一样分散在巨大的工地上,抡镐的,挥锹的,抬石头的,推独轮车的,号子声、铁器撞击石头的叮当声、监工粗野的吆喝声、还有病人般咳嗽吐痰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原始而悲壮的喧嚣。

赵福贵被分去抬石头。那石头是从附近山上开采下来的,大小不一,棱角分明,死沉死沉。一根碗口粗的槐木杠子,两个人一前一后,喊着号子,把石头抬到指定的渠基上。一天下来,肩膀先是火辣辣地疼,然后肿起老高,破了皮,渗出血丝,和汗湿的粗布褂子黏在一起,晚上脱衣服时,像活生生撕下一层皮。

伙食也差得很,清汤寡水的棒子面粥,硬得能崩掉牙的窝窝头,偶尔有点不见油星的咸菜疙瘩,就算开荤了。晚上,几十号人挤在用芦苇和破帆布搭成的工棚里,汗臭味、脚臭味、屁味、还有劣质旱烟的辛辣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呼噜声、磨牙声、梦呓声,此起彼伏。

可赵福贵硬是咬着牙撑了下来。他不偷懒,不惜力,别人抬石头走两趟歇一歇,他抬三趟。肩膀上的血痂结了又破,破了又结,最后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像牲口脖子上磨出的鞍印。他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挣工分,混出个人样!不能让王春娥瞧不起!不能让村里那些背后嚼他舌根子的王八蛋看笑话!

他甚至还学着别的民工的样子,用节省下来的可怜伙食,去巴结那个管记工分的工地小头目。他把半个舍不得吃的窝头塞给对方,咧着嘴,露出被旱烟熏得发黄的牙齿,笨拙地讨好着:“刘头,多……多关照。”

那小头目斜睨了他一眼,掂了掂手里的窝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在记分簿上,给他每天多画了半个工分。

赵福贵觉得值!他仿佛已经看到,等他揣着挣来的厚厚一沓工分钱回到村里,王春娥会用怎样一种崇拜的眼神看他,村里那些长舌妇又会怎样羡慕地议论他。

日子就在这种身体的极度疲惫和精神的虚幻亢奋中,一天天过去。工地上隔三差五就有受伤的,被石头砸了脚的,从坡上滚下来摔断胳膊的,还有累吐了血的。赵福贵看着,心里也有些发憷,但更多是一种麻木。在这地方,人命好像不那么值钱,力气才是最硬通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