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像她无声的抗争，也像她对这孩子命运的预言——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贱命一条。
上官野草，似乎从出生起，就带着某种原罪。他长得瘦小，反应也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五六岁了，说话还含混不清，眼神总是直勾勾的，带着一种懵懂的、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迟钝。村里的小孩都不跟他玩，还经常追在他后面，用土坷垃丢他，喊着：“野种！傻野草！”
王秀娟从不阻拦，也不安慰。她只是默默地做着一切——下地挣那点微薄的工分，收拾那几块越来越贫瘠的自留地，回到冰冷的灶台前熬煮清可见影的粥。她对野草，说不上疼爱，也谈不上虐待，更像是在履行一种麻木的义务。偶尔，在夜深人静，听着身边孩子沉睡时均匀的呼吸声，她会伸出手，轻轻抚摸一下他那酷似上官福贵的眉眼，但很快，又会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翻过身去，留给世界一个冰冷僵硬的背影。
那卷翠绿的头巾布料，终究没有被做成头巾。在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王秀娟把它从箱底翻出来，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拿起剪刀，默默地把它剪成了几块，给野草缝补了膝盖和屁股上磨破的裤子。那一点鲜亮的、曾经象征过短暂张扬和粗糙温存的绿色，最终以最实用的方式，掩盖在了生活的破败和污浊之下。
日子，就像上官村头那浑浊的河水，缓慢而沉重地流淌着。土地承包到户了，村民们的心思活络起来，有人开始琢磨着做点小买卖，有人外出打工。上官村似乎也在变，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权力依旧在钱满囤那些人的手里打着转，只是形式不同了。
王秀娟没有那份心思，也没有那个能力。她守着她那几亩地，守着那个傻儿子，守着那三间愈发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老驴，一圈，又一圈，重复着毫无希望的轨迹。她的身体，像被榨干了汁液的甘蔗，迅速地干瘪、衰老下去。曾经丰腴的身材变得佝偻，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只有那双偶尔抬起、望向远方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丝被苦难磨砺过的、冰冷的坚硬。
又是一个春天。风，变得柔和起来，带着泥土解冻后湿润的气息和草木萌发的青涩味道。
王秀娟扛着锄头，带着已经十几岁、却依旧懵懂痴傻的野草，去给“鬼见愁”的地里锄草。那片地，自从上官福贵死后，就又慢慢荒芜了，只有一些顽强的茅草和蒿子，年年生长。
她走到地头，停下了脚步。
在那片曾经被大火烧得一片焦黑、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不知何时，已经密密麻麻地，覆盖上了一层新绿。是野草。各种各样的野草，有狗尾巴草，有抓地秧，有苦苦菜……它们从焦黑的泥土里钻出来，迎着还有些料峭的春风，舒展着柔嫩的、却充满无限生机的叶片。它们绿得那么纯粹，那么肆意，那么不管不顾，仿佛在嘲笑那场曾经试图毁灭一切的大火，在嘲笑这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和不公。
阳光照在这一片新绿上，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王秀娟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野草在她身边，咿咿呀呀地，试图去抓一只飞过的白色粉蝶。
她缓缓地蹲下身，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轻轻抚摸着一株刚刚钻出地皮的、嫩绿的草芽。那触感，柔软而坚韧。
风吹过，整片荒地上的野草，都向着同一个方向伏倒，又顽强地挺起，发出沙沙的、如同低语般的声响。它们不需要谁的认可，不在乎谁的践踏，只要有一点泥土，一丝雨水，一缕阳光，就能一次又一次地，从灰烬里，从绝望中，疯长出来。
绿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