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农杨氏的堂屋总飘着墨香。开元二十三年的暮春，十三岁的杨炎踩着青石板走进藏书楼时，檐角的铜铃正随着穿堂风轻响。书架上码着的典籍多是先祖手泽，最上层那册泛黄的《均田论》，封皮上还留着祖父杨汪的朱印 —— 这位隋朝上柱国的名臣，当年因不肯降唐，在洛阳城破时殉了故国。此刻杨炎踩着木梯取下书，指尖刚触到纸页，就见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则怨，怨则乱生”，墨迹虽已淡得发灰，笔锋里的力道却像要透纸而出。
他搬来小凳坐在窗下，就着窗外渗进来的天光细读。读到 “隋末税乱，丁口逃亡，均田之制名存实亡” 时，忽然起身取来笔墨，在空白处一笔一画续道：“不均源于税乱，税乱则民散；欲安民心，必先正税法。” 刚写完，就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 —— 族老杨季昌拄着拐杖站在门口，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盯着纸页上的字迹看了半晌，忽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肩：“此子竟懂治世根由，比你那些只知吟风弄月的堂兄强多了！”
那时的杨炎已凭文名在华州一带传开。邻县的秀才常结伴来讨教，他总把人引到藏书楼，指着祖父的批注说：“文章当为民生立言，不是用来堆砌辞藻的。” 有次华州刺史李嵩派人来请他作贺寿文，使者捧着锦缎和银锭进门，杨炎却只扫了一眼就摇头：“文为心声，非为捧寿。刺史若真有心，不如多想想如何减免百姓的赋税。” 使者气得拂袖而去，没过几日就有人传话来，说刺史要治他 “不敬上官” 的罪。族里人都劝他去赔罪，杨炎却端坐在藏书楼里继续校勘典籍，直到杨季昌带着几位族老找到李嵩，搬出 “弘农杨氏世代忠良” 的名头，这事才算了结。
弱冠之年，杨炎凭门荫补了个太常博士的闲职，却总觉得在京城做官 “离百姓太远”。开元末年，河西节度使吕崇贲上表请调幕僚，杨炎听说河西边境常有羌人侵扰，百姓困苦，竟主动递了辞呈，带着一个老仆和半箱典籍就往凉州赶。
从长安到凉州的路走了近一个月。出了潼关后，沿途尽是逃荒的农户，有妇人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蹲在路边啃树皮；还有老农牵着瘦得只剩骨头的耕牛，说 “官府要征粮养兵，地里的庄稼还没熟就被收走了”。杨炎让老仆把车上的干粮分给众人，自己则跟着一户逃荒的羌人家庭往河西走。那户人家的老阿妈叫卓玛，丈夫早年死于战乱，儿子多吉才十五岁，却要帮着官府运送军粮。夜里宿在破庙里，卓玛用陶罐煮了掺着沙土的青稞面，给杨炎盛了一碗：“这是家里最好的粮了，大人莫嫌弃。” 杨炎接过碗，见青稞面里还掺着几颗野豆子，嚼在嘴里又涩又硬，却强忍着咽了下去 —— 他长在富贵人家，从未吃过这样的苦。
到了凉州，吕崇贲见他是个文弱书生，本想把他安排在帐下做文书，杨炎却递上了一份《边民策》，说要去边境查探土地实情。第二日，他就换了身粗布衣裳，扮成货郎背着货箱走村串户。在昌松县的羌寨里，他见到不少闲置的土地，荒草长得比人还高；而山下的汉人村落里，农户们却挤在小块地里耕作，还要应付官府的 “租庸调”—— 交不出粮食就用绢帛抵，绢帛不够就卖儿卖女。有次他在村里遇到差役催税，差役拿着鞭子抽打一个老汉，老汉趴在地上哭：“我家就这半亩地，收的粮还不够自己吃，怎么交税啊！” 杨炎上前阻拦，差役见他穿着粗布衣裳，以为是普通货郎，抬手就要打，幸好村里的老支书赶来，说 “这是节度使府的先生”，差役才悻悻地走了。
当晚，杨炎在老支书家里借着油灯整理笔记，把看到的土地数量、农户人口、赋税负担都记在册子上。老支书叹着气说：“河西的土地其实够种，就是官府把好地都分给了军将，百姓只能种些薄田，还要交重税，能不逃吗？” 杨炎听着，忽然想起祖父批注里的 “均田” 二字，连夜修改《边民策》，提出 “招募流民，开垦闲田，按田征税，以充军粮” 的主张。
第二天他把策论递到吕崇贲案前，吕崇贲起初犹豫：“军将们不会愿意把土地让出来的。” 杨炎却坚持：“只要节度使肯支持，我去说服军将。” 他带着册子走访各军将，指着上面的记录说：“百姓逃了，土地荒了，军粮迟早会断；若让流民开垦闲田，军将能得租税，官府能得军粮，百姓也能安居，这是三赢的事。” 有个姓王的将军本想反驳，可看着册子上密密麻麻的百姓疾苦，最终叹了口气：“先生说得对，是我只顾着自己的私利了。”
推行半年后，杨炎再去昌松县，见荒地上种满了青稞和小麦，卓玛的儿子多吉不用再去运粮，而是跟着老农学种地；村里还盖了学堂，孩子们背着书包往学堂跑。卓玛拉着他的手，塞给他一袋新磨的青稞粉：“大人让我们有饭吃了，这是自家种的，您一定要收下。” 杨炎接过青稞粉，只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 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主张能改变百姓的生活。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河西的精兵被调去平叛，杨炎也跟着吕崇贲回了长安。那时的长安早已没了往日的繁华，街面上随处可见逃难的百姓，官府的告示贴了一张又一张，却挡不住叛军逼近的脚步。杨炎在长安城里见到了元载 —— 这位出身寒微的官员，当时正因为善于理财得到肃宗的重用。两人在茶馆里聊起时局，元载叹道：“如今国库空虚，军费紧张，若不能改革财政，这仗难打啊！” 杨炎却拿出河西的笔记：“百姓手里有粮，只是税法混乱，若能厘清税制，何愁国库不足？” 元载盯着他的笔记看了半晌，忽然说：“杨兄有经世之才，将来必能大用。”
此后，元载多次在肃宗面前举荐杨炎，杨炎也从太常博士一路做到吏部侍郎。他和元载的交往越来越密，常一起讨论财政改革的事，元载曾说：“将来我若能掌权，必让你推行新法。” 可杨炎也看出元载的野心 —— 他大肆收受贿赂，结党营私，甚至想操控朝政。有次杨炎劝他：“大人若想长久，当以百姓为重，不可贪赃枉法。” 元载却拍着他的肩笑道：“杨兄太耿直了，在朝堂上做事，哪能一点手段都没有？”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元载因 “专权贪腐” 被赐死，杨炎也受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消息传来时，杨炎正在吏部整理官员考核的册子，听到圣旨的那一刻，他只是平静地把册子交给下属，然后回到家中收拾行李。老仆哭着说：“大人是被元载连累的，不如去求情？” 杨炎却摇头：“元载有错，我与他交往过密，被贬也是应当。只是可惜，那些财政改革的想法，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道州地处江南，虽不如长安繁华，却也水土肥沃。可杨炎到任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农户们忙着把刚收的稻谷往官府运，路上有妇人哭着追一辆牛车，牛车上绑着她的女儿 —— 因为交不出 “租庸调”，只能把女儿卖给地主抵债。杨炎拦住牛车，问清缘由后，立刻去见道州刺史韦彪，请求暂缓征税。韦彪却摊着手说：“朝廷有规定，租庸调必须按时缴纳，我也没办法。” 杨炎又问：“道州的赋税为何如此之重？” 韦彪支支吾吾半天，才说：“除了租庸调，还有‘青苗钱’‘地头钱’，都是要上缴朝廷的。”
从那以后，杨炎又开始了走访百姓的日子。他带着那本记满河西疾苦的册子，走遍了道州的十二个县。在江华县，他见到一户姓周的农夫，家里有五口人，种着三亩地，每年要交的赋税加起来，比地里收的粮食还多。周农夫说：“去年我家交不出税，官府把我儿子抓去做苦役，到现在还没回来。” 杨炎把这些都记在册子上，夜里就在灯下整理，册子的封皮被他翻得褪了色，页边也写满了批注：“租庸调以丁身为本，不问资产，贫者税重，富者税轻，此乃乱源也。”
有次他在乡间遇到一位老秀才，老秀才说：“前朝曾有‘均田制’，按土地收税，后来均田制废了，税法却没改，百姓哪能不苦？” 杨炎听着，忽然眼前一亮 —— 若能按资产和土地征税，取代原来的租庸调，不就能解决 “贫者税重” 的问题吗？他立刻在册子上写下 “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的想法，还画了个简单的征税流程图，计划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这样既方便百姓缴纳，也便于官府统计。
在道州的三年里，杨炎收集了上千户百姓的赋税数据，还写了《道州百姓疾苦疏》，只是他身为贬官，疏文根本递不到朝廷。有次韦彪见他总往乡下跑，劝他：“杨司马，你只是个司马，操这些心做什么？不如多写些诗文，将来还能回京。” 杨炎却指着册子说：“只要还穿着官服，就不能看着百姓受苦。就算这疏文递不上去，我也要把这些记下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
大历十四年，唐代宗驾崩，唐德宗即位。德宗早就听说过杨炎的才学，又想起元载生前对他的举荐，便下旨召他回朝，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 也就是宰相。接到圣旨时，杨炎正在道州城外的田里帮周农夫插秧，老仆跑来报信，他手里还沾着泥水，却笑着说：“终于有机会为百姓做事了。”
回京后，杨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州的册子和《道州百姓疾苦疏》呈给德宗。德宗翻看册子时，见上面记着某户人家有几亩地、几口人、交多少税，甚至还有百姓的签名画押，不禁感叹：“杨卿真是用心了。” 杨炎趁机提出推行两税法的主张，说：“如今均田制已废，丁口逃亡，租庸调难以征收；若推行两税法，按资产和土地征税，每年分夏秋两季缴纳，既能增加国库收入，也能减轻百姓负担。”
可朝堂上的反对声却不小。户部尚书刘晏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租庸调推行多年，百姓早已习惯，突然改弦更张，恐生乱子。” 刘晏是当时的理财名臣，掌管着盐铁和漕运，在朝堂上颇有威望。杨炎反驳道：“刘尚书只知习惯，却不知百姓之苦！道州有农户因交不出租庸调卖儿卖女，难道这也是习惯吗？两税法按资产征税，富者多交，贫者少交，这才是公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