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逍遥于濮水，荀况辩难于稷下，儒道二家于思想的峰巅各展其极，将百家争鸣推向了玄奥与深邃的新境。然战国大势，非仅凭清谈可移。西秦之地，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力日增，虎视山东，鲸吞之心已昭然若揭。当此之时，法家思想，经由百余年的酝酿与实践，亦需一位集大成者，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以匹配这即将到来的、以铁血与法度一统天下的崭新时代。
历史的因缘，再次汇聚于稷下学宫，落于荀况门下。
荀子倡“性恶”，重“礼法”，其学说本就与法家有着天然的亲缘。其门下弟子，不乏锐意功名、崇尚实务之辈。其中，有两位弟子，虽同出一门，却将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人将以笔墨铸就法家思想的丰碑，另一人则将用权术践行法家的铁律，深刻影响天下格局。
其一，名为韩非。
韩非出身韩国公室，乃韩国公子。然韩国积弱，屡遭侵凌，目睹家国之危，韩非痛心疾首，遂发愤求学，入稷下，拜于荀子门下。其人天资卓绝，思维缜密，尤擅刑名法术之学。然其有一憾，乃口吃，不善言辞辩论，故常将满腔经世济国之策、愤世嫉俗之情，倾注于竹简刀笔之间。
其神魂深处，竟有一丝源自幽冥地府判官的冷冽秩序道韵悄然缠绕。此非其主动修炼所致，乃因其学说核心极度强调“法、术、势”的绝对秩序与冷酷理性，无意间引动了九幽法则的共鸣。这丝道韵使其思维愈发冷静乃至冷酷，下笔如刀，洞悉人性之幽暗与权力之本质。
韩非虽师从荀子，然其思想早已青出于蓝，直溯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等法家先贤，并予以批判性的整合与超越。他于学宫僻静处，终日埋首着述，将法家思想系统总结为“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帝王之学。
“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韩非主张颁布成文法，令民知晓，一断于法，赏罚分明，此承商鞅之序。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韩非强调人君必须掌握权术，潜藏不露，以驾驭臣下，此取申不害之长。
“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认为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势，如同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一旦失势，则与蚯蚓无异，此集慎到“势治”之论。
其说的核心在于：人性本恶，唯恃严刑峻法方可约束；君主必须紧握“势位”，善用“权术”，以“法治”驾驭臣民，方能富国强兵，成就霸业。 他极力排斥儒家“仁义道德”之说，斥其为“蠹虫”，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于国无益。其文章锋芒毕露，逻辑严密，充满冷峻的力量感，着有《韩非子》五十五篇，篇篇皆如淬火之剑，寒光逼人。
然其《说难》一篇，尽道游说君王之艰险，洞察人主猜忌之心，字字惊心，亦透露出其对现实政治的深刻绝望与无奈。韩非之才，可谓法家思想之冠冕，然其韩国公子的身份与口吃之疾，却使其难以在本国施展抱负，其学说亦被视为过于刻薄，诸侯虽重其书，却未必敢尽用其人。其命运，似乎注定与其冷峻的文章一般，充满悲剧色彩。
幽冥地府，判官殿。
一位判官执笔的手微微一顿，感应到那丝共鸣的道韵，漠然低语：“此子深得秩序三昧，然其法过苛，近乎无情。若其魂归，当引于吾殿，或可为一得力判官。然其生前，必多业障。”
“记下了。”身旁鬼吏躬身应道。
其二，名为李斯。
李斯出身楚国上蔡，原为郡中小吏。其人聪敏机变，野心勃勃，然身处卑微，常有不甘。一日，见官舍厕所中之老鼠，食不洁之物，见人犬则惊恐逃窜；又观粮仓中之硕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此“仓鼠之叹”，彻底激发了李斯追求权势富贵的强烈欲望。他毅然辞去小吏之职，西入稷下，拜于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其求学之目的，极为明确——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改变自身处境，成为那食积粟的“仓中鼠”，而非厕中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