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亦为儒家大师，然其学说不拘门户，批判性地总结吸收了道、法、名、墨等各家思想，对儒家内部尤其是孟子的学说，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与重构。
其论与孟子根本对立处，在于“人性”之辨。孟子道“性善”，认为仁义礼智乃人性固有之“端”，只需扩而充之。荀子则断然倡“性恶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况于学宫高坛之上，声如洪钟，语惊四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此论石破天惊！直接将儒家道德的根基，从先天的“善端”转移到了后天的“化性起伪”之上。“伪”者，人为也。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其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教化与礼法约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礼法，并非孟子所言内心善端的自然流露，而是圣人为约束人性之恶、治理社会混乱而制定的外在规范与制度。由此，荀子极大地强调了后天学习、“积善成德”以及礼法制度的重要性。
其说虽仍以“礼”为核心，然此“礼”已非孔子所言之涵容温情的周礼，而是近乎法度，带有强烈的外在强制性与工具理性色彩。故荀子门下，乃出韩非、李斯这等法家集大成者与实践者，绝非偶然。
荀子之学，实为儒家面对战国乱世，为求“经世致用”而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与现实主义转向。其说在稷下学宫引发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其切中时弊，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国之道；反对者（尤其是孟氏之儒）则斥其背叛孔孟真传，堕入法家歧途。
天庭，文曲星宫。
文曲星君本体感应到人间儒家内部这场关于“性善”“性恶”的激烈争辩，星辉微颤。“孟子承吾善端，荀况察乎现实，皆有所见，然各执一偏。人道之复杂，岂是善恶二字可尽？然此争鸣，有益于儒学深化，且观之。”
一道温和的星辉，同时洒向孟轲与荀况所在之地，并非偏袒，而是助其思维愈发清晰敏锐。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亦有所感：“荀况言性恶，近于我‘众生皆具烦恼障’之见；其重教化，亦合我‘勤修戒定慧’之路。此子之说，或可为佛法东传，预铺思想之阶。可令行者，稍加关注。”
“谨遵法旨。”
庄周与荀况，一者超然物外，逍遥于天地之间，将道家思想推向浪漫主义的顶峰；一者扎根现实，化性起伪，将儒家学说进行冷峻的现实主义改造。二者看似背道而驰，实则从不同方向，将百家争鸣的思想深度与哲学高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百家争鸣已从早期的学派创立与外部辩难，进入了内部深化、自我批判与理论重构的成熟阶段。思想的浪潮，并未因成熟而平息，反而因其深邃，激起了更为汹涌的波澜。
而这波澜之下，暗流涌动。法家之术已在秦国扎根，兵家之锋正撕裂山河，纵横之策搅动列国外交……一个需要更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整合与指导的时代，正在呼唤着最后的总结者与践行者。百家思想，即将迎来它们最残酷的试炼场——由法家思想武装到牙齿的、虎狼般的秦国，以及那位即将诞生的、要吞并六国、混一宇内的千古一帝。
洪荒诸圣的目光，已悄然投向了西方的咸阳城。昊天镜光流转，映照出一片肃杀之气冲霄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