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六月癸卯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戊申日，魏明帝追尊高祖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秋季七月，魏明帝下诏说：“按照礼制，王后没有子嗣，选择旁支子弟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能再顾及私人亲情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给生父悼考加上皇号；哀帝以藩王身份被拥立，董宏等人却援引亡秦的例子，来迷惑君主，既尊奉恭皇，在京都建立宗庙，又抬高藩王姬妾的地位，使她们与长信宫的太后并列，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把四位祖先的神位放在东宫，僭越无度，人神都不保佑，还归罪于师丹的忠正劝谏，导致丁氏、傅氏家族被烧杀的灾祸。从此以后，这种做法接连不断。从前鲁文公颠倒祭祀顺序，罪过在于夏父；宋国不合礼制，非议在于华元。现命令公卿及有关官员，深刻以前代行事为戒，后代万一有由诸侯入宫继承帝位的，就应当明白作为继承人的大义；如果有奸佞之人诱导奉承当时的君主，妄自建立不合礼制的称号来干扰正统，称生父为皇、生母为后，那么朝廷大臣要诛杀他们，就绝不赦免。把这道诏书记录在金策上，藏在宗庙里，载入法令典籍！”
九月，吴王迁都建业，都沿用旧有的府舍，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官在武昌，让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同时掌管荆州及豫章二郡的事务，督察军务国事。南阳人刘廙曾着《先刑后礼论》，同郡人谢景向陆逊称赞这篇文章，陆逊呵斥谢景说：“礼比刑优越由来已久；刘廙用细碎的辩论违背先圣的教诲，你现在侍奉东宫，应当遵循仁义来宣扬美好的品德，像这种论调，以后不必讲了！”太子给西陵都督步骘写信，请求指点教诲，步骘于是列举当时荆州境内的事务及各位官吏的品行才能回复他，同时上疏劝勉说：“我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让百官各尽其职，所以舜任命九位贤人，就无需费心，不出庙堂而天下安定。所以贤人所在之处，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确实是国家的利器，王朝兴衰的关键。希望太子重视这些，用心留意，那就是天下的幸事了！”
张纮回吴国迎接家人，途中病逝。临终前，他交给儿子张靖一封遗书，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都想修明德政以媲美盛世，至于治理的结果，大多不美好，不是没有忠臣贤佐，而是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能任用他们罢了。人之常情是害怕困难而趋向容易，喜欢相同意见而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相反。《左传》说‘从善如登高山，从恶如崩垮’，说的是为善困难。君主继承世代相传的基业，占据自然形成的优势，掌握八种权柄的威严，乐于接受容易的事和相同的意见，无需向别人求助，而忠臣持有难以被接受的策略，说出逆耳的言辞，他们与君主不合，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离心离德就会产生裂痕，巧言善辩的人趁机钻空子，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留恋恩爱之情，贤愚混杂，升降不当，这都是源于私情扰乱了理智。所以英明的君主醒悟这一点，求贤如饥似渴，接受劝谏从不厌烦，克制私情减少欲望，以道义割舍恩情，那么上面就不会有偏颇错误的任命，
冬季十月，魏明帝将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魏明帝常说：“刑狱，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大案件，常常到听讼观亲自旁听。起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着《法经》六篇，商鞅接受其思想用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后来逐渐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有增有减，杂乱无章，后人各自为其作章句注解，马融、郑玄等儒生十多家，一直到魏朝。应当使用的律法总共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阅读的人越发困难。魏明帝于是下诏只采用郑玄的章句。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重视的而私人议论所轻视的；狱吏，是关系百姓性命而选用者所轻视的。王道的衰败，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请求设置律博士。”魏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又下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汉朝法律，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比《正律》九篇有所增加，比旁章科令有所精简。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从邺城迎来高帝、太祖、武帝、文帝四位先祖的神位。
十二月，魏国将雍丘王曹植改封到东阿。
这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把府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公元230年
春季，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渡海去寻找夷洲、亶洲，想俘获当地民众来扩充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说：“桓王（孙策）开创基业时，兵力不足一旅。如今江东现有的民众，足够成就大事，不应远涉不毛之地，万里袭人，海上风波难测。而且民众换了水土，必定会引发疾病瘟疫，想增加人口反而会减损，想获利反而受害。再说那些地方的民众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也不足以成事，没有他们也不会减少兵力。”但是吴王不听。
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人互相结为朋党，彼此互相吹捧标榜，称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个人都没能列入“四聪”“八达”，因为他们的父亲身居高位，就容纳他们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推崇敦厚朴实、忠诚守信之士，深恶虚伪不实之人的，因为这些人毁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近有魏讽在建安末年被处死，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斩杀。回想前后圣明的诏书，都深恶浮华虚伪，想要破除邪党，常常对此切齿痛恨；但执法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能纠举揭发，以致败坏风俗，这类行为越来越严重。我见当今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国士不把孝悌清修放在首位，却把趋附权势、追逐利益当作首要。他们结党成群，互相吹捧，把诋毁当作惩罚，把朋党赞誉当作爵位赏赐，依附自己的就赞不绝口，不依附的就捏造罪名。甚至他们还互相说：‘当今之世，何必担心不能度过，只须求人际交往不费力，网罗的人多就行了；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须像吃药那样慢慢调和关系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奴仆门客冒用在职官员家人的名字，出入宫廷禁地，传递书信，打探消息。凡此种种，都是法律所不容、刑罚所不赦的，即使魏讽、曹伟的罪过，也不过如此！”魏明帝非常赞同他的话。二月壬午日，魏明帝下诏说：“世风的质朴与浮华，随着教化而变化。自从战乱以来，经学废绝，年轻人的追求，不遵循经典。难道是训导不够，还是进用的人不以德行为重呢！凡郎官通晓一经，有能力治理百姓的，经博士考试，选拔成绩优异的，立即任用；那些浮华不实、不务根本的，直接罢免辞退！”于是免去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
夏季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后卞氏去世。秋季七月，安葬武宣皇后。
这时，大司马曹真认为“汉军多次入侵，请从斜谷讨伐他们。众将分路进军，可大败汉军”。魏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令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从西城进军，与曹真在汉中会合，众将有的从子午谷、有的从武威进军。司空陈群劝谏说：“太祖从前到阳平攻打张鲁，收割了很多豆麦来补充军粮，张鲁还没攻下而军粮已经匮乏。如今既没有可利用的物资，且斜谷地势险要，难以进退，转运粮草必定会被劫掠，多留士兵守卫要地，就会减少作战兵力，不可不深思熟虑。”魏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又上表请求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再次陈述其中的不便，并谈及军事费用的计划。魏明帝下诏把陈群的意见下达给曹真，曹真却依据自己的计划出兵了。
八月辛巳日，魏明帝向东巡视；乙未日，到达许昌。
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军到来，驻军在成固赤坂等待。召李严率二万人赶赴汉中，上表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掌管李严后方的军务。恰逢天降大雨三十多天，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疏说：“陛下以圣德正处于成康盛世那样的兴隆时期，希望先留心于治理之道，把征伐作为后事。治国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衣食为根本。使中原没有饥寒之患，百姓没有背离君主之心，那么吴、蜀二贼的挑衅就可坐等其自行败亡了！”魏明帝回复说：“贼寇凭借山川险阻，太祖、世祖在前世辛劳征战，还没能平定，我怎敢自夸，说必定能消灭他们呢！众将认为不试探攻取，他们不会自行败亡，所以出兵以窥测其破绽。如果天时未到，周武王退兵，就是前车之鉴，我恭敬地不忘这一告诫。”少府杨阜上疏说：“从前周武王时白鱼跃入船中，君臣看到这一现象后脸色大变，即使行动得到吉祥的征兆，尚且忧虑恐惧，何况有灾异而不战栗呢！如今吴、蜀尚未平定，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各路军队刚进军，就有大雨之患，因山路险峻受阻，已持续多日。转运的辛劳，担负的苦楚，耗费已经很多了，如果雨不停，必定违背原本的计划。《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治军的好办法。’白白让六军被困在山谷之间，进不能攻取，退又不能，这不是王者之师的做法。”
散骑常侍王肃上疏说：“古代典籍有这样的记载：‘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兵会面带饥色；现打柴草再做饭，军队会睡不饱、吃不好。’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深入险要之地，需要凿路前进，那辛劳程度必定是前者的百倍。如今又加上连降大雨，山坡陡峭湿滑，士兵拥挤难以展开，粮草遥远难以接济，这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啊。听说曹真出兵已过一个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路程，修路的活儿，全由士兵来干。这样一来，敌人就可以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最忌惮的事。从前代的经验来看，周武王讨伐商纣，出了关又退了回去；从近事来讲，太祖、文帝征讨孙权，到了江边却没渡江。这难道不是所谓的顺应天意、知晓时机，懂得变通的做法吗！百姓知道圣上因大雨造成的艰难，让军队休整，日后有机会，再乘机出兵，那时百姓就会乐意冒着危难，忘记死亡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九月，魏明帝下诏让曹真等人撤军。
冬季十月乙卯日，魏明帝返回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事务，魏明帝回来后，主管官员上奏要呈递文书。魏明帝说：“我看和仆射看有什么不一样！”最终没看。
十二月辛未日，下诏将文昭皇后改葬到朝阳陵。
这时，吴王扬言要进军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召集兖州、豫州各路军队集结，吴军不久就撤退了，魏明帝下诏让各路军队解散。满宠认为：“如今贼人大举进攻后撤退，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必定是想假装撤退来让我们解散军队，然后再返回来乘虚而入，偷袭我们没有防备的地方。”于是上表请求不解除军队的集结，十多天后，吴军果然又来进攻。到了合肥城下，没能攻克就撤退了。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诸葛亮多次外出征战，蒋琬常常保证粮草和兵员充足，来供给军队。诸葛亮常说：“蒋琬胸怀忠诚高雅的志向，是能和我一起辅佐帝王大业的人。”
青州人隐蕃逃到吴国，向吴王上书说：“我听说商纣暴虐无道，微子先逃出了殷国；汉高祖宽厚贤明，陈平先归顺了汉朝。我今年二十二岁，抛弃故土，归顺有道的君主，依靠上天神灵，才得以安全抵达。我到这里已有一些日子了，可主管官员把我和一般投降的人同等看待，没有加以精细区分，使我的精微之言、精妙之意不能上达陛下，我忧郁叹息，不知何时才能停止！谨到宫阙呈上奏章，请求蒙受陛下召见。”吴王立即召见了他，隐蕃进见谢恩，回答吴王的询问并陈述时务，言辞颇有文采。侍中右领军胡综陪坐，吴王问：“你觉得他怎么样？”胡综回答说：“隐蕃上书的口气有点像东方朔，机巧善辩有点像祢衡，但才能都比不上他们。”吴王又问：“他能担任什么官职？”胡综回答说：“不能让他治理百姓，暂且可以试试在京城担任小职。”吴王因为隐蕃大谈刑狱之事，就任命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多次称赞隐蕃有辅佐帝王的才能，郝普尤其和他亲近友好，常常为他的屈才而抱怨叹息。于是隐蕃门前车马云集，宾客满堂，连卫将军全琮等人都倾心接待；只有羊道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和他交往。潘濬的儿子潘翥也和隐蕃交往，还送给他财物。潘濬听说后，大怒，上疏斥责潘翥说：“我蒙受国家的厚恩，立志以死报效，你们在京城，应当想着恭敬顺从，亲近贤人、仰慕善行。为什么要和投降的敌人交往，还送他粮食财物！我在远方听到这事，都感到心惊脸红的，惆怅了几十天。这道疏送到后，赶紧到使者那里接受一百杖的处罚，并且把送的财物追回来！”当时的人都对潘濬的做法感到奇怪。不久，隐蕃图谋在吴国作乱，事情败露后，逃走了，最终被捕获诛杀。吴王严厉斥责郝普，郝普惶恐不安，最终自杀了。朱据被软禁，过了很久才被解除。
此时，武陵郡五溪的蛮夷反叛吴国，吴王因南方已经平定，便征召交州刺史吕岱返回，驻扎在长沙沤口。
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让我们得以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汲取为人处世的智慧、感悟王朝的兴衰，探寻社会发展与人性本质的深层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