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北匈奴呼衍王带兵侵扰伊吾，击败了伊吾司马毛恺，还带兵攻打伊吾屯城。桓帝下诏令敦煌太守马达率兵前去救援；当军队抵达蒲类海时，呼衍王已经领兵退去了。
秋天七月，武陵郡的蛮族又反叛了。
冬天十月，司空胡广退休。
十一月，京城又发生了地震。随后，桓帝就下诏，命百官举荐品行独特的士人。涿郡举荐了崔寔，崔寔到了公车署后，直接称病，不愿意参加朝廷的策问。之后，他专门写了一篇叫《政论》的文章，谈论当时的国家大事。
在文章里，崔寔说，现在国家之所以治理得一塌糊涂，主要是皇帝当太平天子当久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皇帝却毫无察觉；国家政治一天天的衰败，皇帝也不想着改变。时间久了，皇帝就习惯了这种混乱的局面，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有的皇帝一门心思沉迷享乐，根本不管国家大事；有的听不进忠臣的劝告，喜欢听假话，忽视真话；还有的在治国的道路上迷茫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皇帝信任的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对国家遇到的问题是闭口不谈；而那些不在皇帝身边的臣子，就算有好的建议，也因为地位低而不被重视。这样一来，朝廷的统治秩序就会变得越来越松弛，而那些有才能、有想法的人却只能在百五十多年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越来越糟糕，从上到下都懒懒散散、懈怠敷衍，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都盼着能有一位贤明的君主来拯救国家。
崔寔认为，想要挽救国家，就得及时弥补政策上的漏洞，消除社会上的各种弊端，稳定住摇摇欲坠的局势，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国方法，最终让天下恢复安宁祥和的景象。古代的圣人治理国家，都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合适的制度，不会强迫人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也不会不切实际地追求虚名。就像孔子，面对叶公问政，他谈的是如何吸引远方的人归附；面对鲁哀公，他讲的是怎样治理百姓；面对齐景公，他说的是要注重礼仪。这不是孔子的观点前后矛盾，而是因为这些君主面临的紧迫问题不一样。但现在的人太死板，死守着老规矩，迷信占卜预测，根本不懂得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治国之法。他们只相信听来的那些看似很厉害的大道理，却不重视眼前真实发生的问题，跟这种人根本没法讨论国家大事！所以，就算有人提出的建议非常正确，符合治国之道，也经常会被打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顽固的人不懂得顺应时代变化，只习惯按老一套做事，喜欢安于现状，只知道说“按老规矩来”。还有些稍微有点见识的人，为了名声和权力，嫉妒比自己有才能的人，只要计策不是出自自己之手，就想尽办法反驳。人多嘴杂，正确的建议就这么被抛弃了，就算是古代像稷、契那样的贤才重生，在这种环境下也会处处受限，这就是为什么有见识的人的好想法总是没办法实施的原因。
崔寔还说，一般来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和智慧，采取严厉的手段反而能把国家管好，太过宽松就容易出乱子。怎么证明呢？就说近代的汉宣帝，他清楚做皇帝的道理，明白怎么治理国家，所以用严厉的法律和刑罚，把那些奸邪之人吓得不轻，结果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因此他的政绩比汉文帝还要好。可是汉元帝即位后，实行宽松的政策，最后导致国家越来越弱，皇帝的权力也慢慢丧失了，汉朝的衰败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从这两位皇帝的做法和结果，就能看出治国方法的重要性。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夸奖齐桓公、晋文公，称赞管仲的功劳，难道孔子不推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吗？当然不是，孔子其实是在强调要懂得变通，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国家的问题。圣人都能随着时代变化调整治国策略，可普通人就是不懂得变通，总以为用上古时期结绳记事的方法，就能解决秦朝那样的乱世；觉得跳几支舞，就能解除像平城之围那样的军事危机。这就好比熊经鸟伸（古代的一种健身方法）虽然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但治不了伤寒；呼吸吐纳虽能养生，却不能用来接骨。治国就跟治病救人一样，国家太平的时候，要用道德教化来滋养；国家混乱的时候，就得用刑罚来整治。刑罚就像是治病的猛药，用来对付混乱局面；道德教化则是滋养身体的美食，适合在太平时期推行。要是用道德教化去对付坏人，就像拿美食治病，根本不管用；反过来，用刑罚治理太平盛世，就像拿药当饭吃，肯定会出问题。
现在国家继承了前代留下的各种弊端，又赶上不好的时候，好几代人下来，政策都太宽松，对国家的治理就像松开了缰绳。马没了嚼子，拉车的马四处乱冲，国家的发展道路就充满了危险，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拉紧缰绳、加固车辕，先把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哪还有时间去讲究那些细枝末节！就说汉文帝吧，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把该斩右脚的人直接判了死刑，挨板子的人也经常被打死。所以汉文帝其实是靠严厉的手段实现了天下太平，而不是靠宽松的政策。
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有个叫仲长统的人，看过《政论》这本书后，就感叹说：“只要是当皇帝的，都应该把这本书抄一份，放在自己座位旁边，随时读一读。”
司马光针对崔寔在《政论》里觉得汉朝法律太宽松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按常理来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够严苛了，可崔寔还觉得不够，他为啥会这样想呢？主要是因为到了汉朝衰落的时候，皇帝大多性格软弱，也没啥主见，而那些在朝廷辅佐皇帝的大臣也昏庸无能，只知道无底线地宽容。结果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宠臣犯了罪，却不用接受惩罚；那些蛮横狡猾的老百姓违法乱纪，也没得到应有的制裁。皇帝的仁爱和恩惠，只是暂时地给了表面上的好处，根本没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让那些坏人越来越嚣张，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也彻底乱套了。所以啊，崔寔在文章里说的那些话，其实只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的一些歪风邪气，只能用来解决汉朝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说放之四海、历经千年都适用的真理。就像孔子说过的：“要是国家的政策太宽松，老百姓就会对法律和规矩不当回事，这时候就得用严厉的手段来整治；但要是手段太严厉了，又会让老百姓受到伤害，那这时候就得再放宽政策。用宽松的政策来调和严厉的手段，用严厉的手段来补充宽松的政策，这样一松一紧、宽严结合，国家的政事才能顺利和谐地发展下去。” 司马光认为，孔子说的这个宽严相济的道理，才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治国真理。
闰月庚午日这天，任城节王刘崇去世了，因他没留下子嗣，所以封国就被废除了。
随后，朝廷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这时，桓帝想要好好褒奖一番梁冀，就把中朝级别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起来，让大家商量该给梁冀什么样的特殊待遇。特进胡广、太常羊浦、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这些人，都一个劲儿地说梁冀的功劳和品德能和周公相提并论，觉得应该赐给他山川、土地，还得给他分封附庸小国。只有黄琼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梁冀之前因为迎立皇帝有功，食邑已经增加到三千户了，他儿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分封诸侯都是按户数来算，不是按土地面积，梁冀最多也就是参照邓禹的功绩，给他四个县的食邑就行了。”朝廷最后听了黄琼的建议。
接着，相关部门就上奏说：“以后梁冀上朝不用小步快跑，可以带着剑、穿着鞋上殿，拜见皇帝的时候，司仪也不用喊他的名字，这种待遇就跟当年的萧何一样；把定陶、阳成剩下的民户都封给他，让他的食邑达到四个县，和邓禹一样；再赏赐他大笔金钱、奴婢、彩色绸缎、车马、衣服，还有豪华的宅院，就像当年赏赐霍光那样，用来彰显他的特殊功劳。以后每次朝会时，梁冀都单独和三公坐在一起，每十天进一次宫，负责处理尚书台的事务。并把这些规定向天下公布，让后世都照着办。”可就算这样，梁冀还觉得给他的礼遇不够高，心里特别不满意。
到了公元152年春天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窴王给杀了。这事得从头说起，之前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窴的时候，因为毒疮发作死了。赵评的儿子去接父亲的灵柩回家，路过拘弥国。拘弥王成国因为和于窴王建有仇，就骗赵评的儿子说：“你父亲是被于窴王指使胡医，在疮口涂了毒药才死的！”赵评的儿子对此就信以为真，回去就把这事告诉了敦煌太守马达。这时，正好遇到王敬接替赵评做西域长史，马达就派王敬去暗中调查于窴王。王敬去于窴的时候，先经过了拘弥国，成国又撺掇他说：“于窴国人想拥护我当王，你现在借着这个罪名杀了建，于窴肯定就乖乖听话了！”王敬想着这样做的话，就能立功出名，到了于窴后，他就摆了酒席请建吃饭，实际上是想趁机杀了他。不巧的是，有人把王敬的阴谋告诉了建，可是建却不信，他还说：“我又没犯错，王长史为啥要杀我？”第二天，建就带着几十个属官去见王敬，他刚坐下起身敬酒，王敬就喊手下抓人。但王敬的手下并不想杀人，建的属官趁机都逃走了。当时成国的主簿秦牧也在宴席上，他拔出刀喊：“事儿都到这份上了，还犹豫啥！”上去就把建给杀了。
这事被于窴侯输僰等人知道后，就马上集结兵力攻打王敬。王敬举着建的脑袋跑到城楼上喊：“我是奉天子的命令来杀建的！”可是输僰根本不听，上楼就把王敬给杀了，还把他的脑袋挂在集市上示众。之后输僰就自己当了王，但没过多久就被国人给杀了，大家又立建的儿子安国做了于窴王。马达听说王敬死了，就想调集各郡的军队去攻打于窴，但是桓帝没同意，还下诏把马达召回了京师，同时让宋亮做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后，就公开悬赏，让于窴人杀了输僰。可那时候输僰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于窴人就砍了个死人的脑袋送到敦煌，也不说明白情况。宋亮后来发现不对劲，但最后也没能出兵讨伐。
这一年里，还发生了不少事儿。
丙辰日，京城发生了地震。
夏天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去世，桓帝让弟弟平原王刘石主持丧事，丧葬的规格和恭怀皇后一样。
五月，就把她葬在了博陵。
秋天七月，又发生了日食。
冬天十月，京城又地震了。
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职。
十二月，朝廷任命特进赵戒做了司空。
公元153年春天三月，桓帝驾临鸿池。
夏天四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兴。
丁酉日这天，济南悼王刘广去世，因他没有儿子，封国就被废除了。
这年秋天七月，有三十二个郡国闹起了蝗灾，与此同时，黄河水也泛滥成灾。百姓们顿时就陷入了饥荒，日子过得穷困潦倒，数十万户人家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其中冀州的情况最为糟糕。汉桓帝见状，就下诏书任命侍御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冀州的那些县令、县长听说朱穆渡过黄河要来赴任，竟然有四十多人直接解下官印，撂挑子不干了。
朱穆到了冀州后，马上就上奏弹劾各个郡里贪污腐败的官员。这些贪官有的畏罪自杀，有的死在了监狱里。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归葬在安平，赵忠竟然违反规定，用只有皇室成员才能用的玉匣来安葬父亲。朱穆得知后，就下令郡府彻查此事。官吏们害怕朱穆的严厉，就挖开坟墓、劈开棺材，把尸体取出来查验。桓帝听说这件事后，勃然大怒，就把朱穆召到廷尉那里治罪，罚他到左校营做苦役。
随后，太学书生颍川人刘陶等几千人就跑到宫门前上书，为朱穆鸣不平。他们说：“我们看到服劳役的朱穆，身在官位，一心为国事而担忧。他刚当上冀州刺史，就立志要铲除那些奸恶之人。正因为常侍等宦官受宠，他们的父兄子弟在各州郡横行霸道，像虎狼一样欺压百姓，所以朱穆才做出整顿法纪的事，并抓捕这些残害百姓的人，这是顺应天意的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宦官们都恨透了他，各种诽谤的话层出不穷，不断进谗言，最后导致他被处罚做苦役。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觉得朱穆像大禹、后稷一样勤恳为国，却遭受了像共工、鲧那样的冤屈。要是死去的圣贤知道了，唐尧会在崇山发怒，虞舜会在苍梧之墓感到愤恨！如今宦官近臣把持国家大权，他们手握封官赐爵的权力，口含朝廷法令，行赏的时候能让乞丐比权贵还富有，一句话就能把好人变成坏人；而朱穆却刚正不阿，不顾个人安危，他不是喜欢屈辱和死亡，只是感慨国家法纪不振，担心朝廷会失去对天下的掌控罢了，所以才一心为国，为陛下深思远虑。我们愿意受黥面、绑脚的刑罚，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桓帝看了奏章后，就赦免了朱穆。
到了冬天十月，太尉袁汤被免职，朝廷又任命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也被免职，接着，太仆黄琼被任命为了司徒，光禄勋房植被任命为了司空。
此时，武陵蛮人詹山等人发动了叛乱，武陵太守汝南人应奉出面，最后把他们劝降了。
此时的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和戊部候严皓闹了矛盾，阿罗多一气之下就发动了叛乱，并带兵围攻汉朝的屯田军队，又杀害和打伤了不少官吏和士兵。随后，后部侯炭遮又带着剩下的百姓背叛了阿罗多，向汉朝官吏投降。阿罗多走投无路之下，就带着一百多名骑兵逃到了北匈奴。这时，敦煌太守宋亮上奏，请求立后部已故王军就的质子卑君为王。后来阿罗多又从匈奴回来，和卑君争夺王位，还慢慢收拢了一些部众。戊校尉阎详担心阿罗多会引来北匈奴的部队，从而扰乱西域局势，于是就公开宣布，允许阿罗多重新当王；阿罗多于是就向阎详投降了。最后，朝廷重新立阿罗多为王，并把卑君送回了敦煌，还拨给了车师后部人三百个帐篷。
公元154年春天正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日，朝廷再次下诏允许刺史、二千石官员服丧三年。癸卯日这天，京城发生了地震。随后，又发生了蝗灾。
东海郡朐山还发生了崩塌。
乙卯日这天，朝廷下诏封乳母马惠的儿子马初为列侯。
秋天九月，发生了日食。
随后，太尉胡广就被免职。接着，朝廷就任命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的时候，朝廷又任命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冬天十一月，桓帝到上林苑打猎，随后抵达函谷关。
此时，泰山、琅邪的叛贼公孙举、东郭窦等人反叛，并杀死了当地的长吏。
公元155年春天正月，桓帝宣布大赦天下，还把年号改成了永寿。
到了二月，司隶校尉管的地方和冀州闹起了大饥荒，情况惨到出现了人吃人的地步。
这时候，太学生刘陶就给桓帝上书提意见。他说，老天爷、皇帝和老百姓的关系，就像脑袋和小腿的关系一样，谁也离不开谁。可陛下您对国家的危机视而不见，也不听民间的疾苦呼声，天灾没伤到您，您就不把日月星辰的警示当回事，完全忽视了老天爷的愤怒。想当年汉高祖从平民起家，团结人心、救助困苦的百姓，辛辛苦苦才打下汉朝江山，这份福气传到您这儿，您却不延续先帝的好传统，反而把权力交给一帮坏家伙，让他们欺负老百姓。现在的官场全是虎狼一样的贪官，正直的人含冤而死，穷苦百姓被饿死，死人在地下不安生，活人在世上愁得慌，这怎么能不让人痛心呢！
刘陶还举例子说，秦朝快灭亡的时候，敢说真话的人被杀，溜须拍马的人受赏，国家大事都听凭奸臣摆布，最后连大权丢了都不知道。从古到今，道理都是一样的，国家成败的规律摆在那儿。希望陛下您能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再看看哀帝、平帝时的混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还说，国家危难时，只有仁德才能救急，只有智慧才能破局。像之前的冀州刺史朱穆、乌桓校尉李膺，都是品行端正的大好人，是能复兴国家的栋梁之材，应该把他们召回朝廷帮忙。刘陶也知道自己说这些话很危险，就像冰霜遇到太阳肯定会化一样，但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宁愿冒着风险也要说。可惜桓帝看完奏书后，根本没当回事。
夏天，南阳发了大水。随后，司空房植就被撤了职，换上了太常韩演当司空。巴郡和益州郡还发生了山崩。
到了秋天，南匈奴的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带头造反了，他们带兵攻打美稷，东边的羌人部落也跟着响应。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刚到任，手下才二百多人，听说叛乱后就准备带兵出击。手下人觉得这点兵力去了就是送死，所以就拼命磕头劝他别去，但张奂根本不听，直接就进驻长城，一边招兵买马，一边派部将王卫去拉拢东羌。他先是占领了龟兹县，切断了南匈奴和东羌的联系。东羌的首领们后来跟张奂联手，把叛军打得大败。且渠伯德看到这种局面，被吓得赶忙前来投降，当地这才恢复了安宁。羌人首领为了感谢张奂，就送给了他二十匹马、八枚金鐻，张奂当着大家的面把酒洒在地上发誓：“就算马多得像羊一样，我也不往马厩里牵；就算金子多得像小米一样，我也不往兜里装！”然后就把礼物全退了回去。以前的八任都尉都十分贪财，可把羌人害苦了，看到张奂这么清正廉洁，羌人对他又佩服又信服，他的威望一下子就传开了。
公元156年春天三月，蜀郡属国的夷人发动了叛乱。
在这之前，鲜卑有个叫檀石槐的人，他身体强壮，还特别有头脑和谋略，鲜卑各部落的人都佩服他。他制定了法律和禁令，能够公平处理各种纠纷，因此没人敢违抗他的命令，于是大家就推举他为部落首领。随后，檀石槐就在弹污山、歠仇水旁边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这个地方在高柳以北三百多里。他的军队十分强大，鲜卑东西部的首领都来归附他。檀石槐势力壮大后，就开始四处扩张，向南攻打汉朝边境，向北抵御丁零，向东打退了夫馀，向西击败了乌孙，占领了原来匈奴的全部地盘，统治区域东西长达一万四千多里。到了秋天七月，檀石槐就带兵去侵犯云中郡。朝廷看到这种情况，就任命之前的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让他去平定叛乱。李膺到了边境后，还没怎么出手呢！羌人和胡人听说他来了，都害怕得不行，就把之前抢走的汉朝百姓，全都送到边境归还了。
这时，公孙举、东郭窦等人又聚集了三万人马，在青州、兖州、徐州这三个地方到处作乱，破坏郡县。朝廷连续几年派兵征讨，都没能把他们平定。尚书在官员里挑选能处理难题的人，派司徒掾颍川人韩韶去当嬴县的县令。那些贼寇早就听说韩韶是个贤德的人，于是就互相叮嘱，别去嬴县捣乱。其他县有一万多户因为受灾或战乱逃荒的百姓，都跑到嬴县来了。韩韶二话不说，就打开粮仓救济他们。手下的官员劝他别这么做，怕违反规定，韩韶却说：“能救活这些快饿死的人，就算因此获罪，我也死而无憾！”太守平时就知道韩韶品德高尚，最后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韩韶和同郡的荀淑、钟皓、陈寔都曾当过县长，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因为施行仁政而出名，当时的人们把他们合称为“颍川四长” 。
之前，鲜卑侵犯辽东的时候，属国都尉武威人段颎就马上带兵赶去迎战。但他担心鲜卑人看到大军来了会逃跑，就想出了一个计策：让驿站的骑兵假传皇帝诏书，召自己回朝，然后在路上假装撤退，设下埋伏等着敌人。鲜卑人果然上当了，以为他真的要撤，就追了上来，结果段颎指挥伏兵突然杀出，把鲜卑军队全部消灭了。不过，段颎因为假传诏书，按规定要判重刑，好在他立了大功，最后被判了司寇（一种徒刑）。服刑期满后，他就被任命为议郎。这会儿，因为东方的盗贼闹得太厉害，朝廷就让公卿大臣推荐文武双全的将领，司徒尹颂推荐了段颎。段颎被任命为中郎将，带兵去攻打公孙举、东郭窦，最后把敌人打得大败，还斩杀了一万多敌人，剩下的贼兵不是投降就是逃散了。因为这次大胜，段颎被封为了列侯。
到了冬天十二月，京城发生了地震。朝廷还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
读历史，学历史，我们要从中学习到对我们为人处世有帮助的哲理，我总结了十条，具体如下：
1.审时度势，懂得变通。崔寔指出治国需根据时势的变化调整策略，如孔子针对不同君主的提问给出的不同回答。为人处世也应如此，不能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黑，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发生的事情。
2.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荀淑、陈寔等人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闻名于世，赢得了他人的尊敬和爱戴。这就说明德是立人之本，有才无德难以服众，有德有才才能获得他人真正的尊重与信任，在生活中，我们要结交那些有德有才的人。
3. 廉洁自律，拒绝贪腐。张奂面对羌人送的礼物，直接就当着人家面给退回了。以此树立了自己清廉正直的形象，赢得了羌人的信服。因此，保持廉洁正直能让我们避免因为贪欲而陷入困境当中，同时也能维护自身声誉与尊严。
4. 敢于担当，不计得失。韩韶为了救济流民，不惜违抗规定开仓放粮，还说“救活人命，即便获罪也甘心” 。这说明在关键时刻勇于担当，或许会面临风险，但能收获内心的安宁与他人的认可。
5. 广纳谏言，避免独断。汉桓帝面对刘陶的谏言置之不理，导致错失改善局势的机会。在生活中，我们应该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逆耳忠言，避免因盲目自信而做出错误决策。
6. 谨慎交友，亲贤远佞。我们要与品行端正、有能力的人为友，如李膺以荀淑为师，与陈寔为友。同时也要远离那些奸佞小人，防止受到他们的影响。朋友交的好，他们能在你走弯路或者走错路的时候拉你一把，要是交的不好，他们同样会拉你一把。
7. 低调务实，不慕虚名。钟瑾处世低调，懂得明哲保身。在生活中，我们不必盲目地去追求那些表面的荣耀，要脚踏实地做人做事，才能行稳致远。
8. 恩怨分明，以德报德。张陵为了报答梁不疑的举荐之恩，以公正执法维护法纪，这样既坚守了原则，又回报了知遇之恩 。我们对于他人的帮助应该心怀感激并适时做出回报，同时对不合理的那些要求要妥善处理。
9. 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汉朝在繁荣时逐渐积累弊端，最终走向了衰落。这告诉我们，在顺境中要保持绝对的清醒，能够预见潜在的风险，更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让自己陷入困境当中。
10. 坚守原则，不惧权贵。比如杜乔、李固面对外戚梁冀的专权，刚正不阿，虽最终被害，但也赢得了后世的敬重。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不合理的要求或强权压迫时，也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坚守底线的原则，不能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