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季鸿远的命令下达，下属立刻开始部署。半个月后，系列文章和专题报道密集上线。
《环球时报》上的《宽容是文明的底色——中日合作的新契机》一文，详细描绘了所谓“日本老兵山崎健一”的“忏悔经历”：
“山崎健一曾参与当年的战争，晚年成立‘中日和解基金会’，募集资金援助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跪道歉，声称‘要用余生弥补战争罪孽’。”
文章结尾写道：“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而非延续仇恨。在中日贸易额持续增长的今天，我们更应拿出大国宽容，以合作共赢的心态拥抱未来。”
地方电视台的经济栏目则播放了“赴日淘金成功案例”：
“来自河南的张某，放弃国营工厂的铁饭碗，在东京从事餐饮服务，月薪高达3万日元，不到一年就攒钱给家里盖了新房；
浙江的李某，在大阪从事小商品批发，凭借差价优势年入百万，如今已在日本成立自己的公司。”
节目主持人还总结道：“90年代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走出去才能抓住机遇，日本作为经济强国，无疑是淘金者的理想目的地。”
这些内容迅速引发社会讨论。在某外贸公司的办公室里，年轻职员小林拿着报纸对同事说：“没想到日本有这么多反思战争的人，看来我们确实该放下偏见，多和他们合作。”
菜市场里，几位大妈也在议论赴日打工的话题：“听说去日本打工能赚不少钱，我家侄子刚高中毕业，要不也让他去试试？”
甚至有中介公司趁机炒作，打着“赴日务工绿色通道”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不少急于赚钱的年轻人上当受骗。
此时的指挥中心，陆则正和团队成员分析着最新的舆论动态。秦峰皱着眉头说：
“季鸿远这招太狡猾了，刻意抛开基数谈问题，将个性案例当做共性案例来误导大众，将虚假信息包装成‘符合时代趋势’的论调，普通人很难分辨。
如果我们直接反驳，很容易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阻碍经济发展’的帽子。”
陆则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他用‘利益’和‘大义’做伪装，我们就从‘事实’和‘风险’入手拆解。既然他编造虚假故事，我们就用真实案例戳穿；既然他隐瞒风险，我们就把隐患公之于众。”
他当即下达指令：“第一，联系外交部门和历史学界的专家，收集日本政府否认战争罪行、修改历史教材的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
再找到真正的侵华战争受害者和家属，整理他们的证言，形成《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真相》报告，同步提交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
第二，联合公安部门和侨联组织，收集赴日务工人员的真实经历，尤其是被骗、被剥削的案例。
比如部分中介的欺诈行为、日本黑心雇主克扣工资、非法滞留者的悲惨处境等，制作《赴日淘金热的陷阱》系列报道，在《法制日报》和地方电视台的法治栏目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