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雷斯船长眯着眼看了看太阳和海水的颜色，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靠的是几十年的经验：观察正午影子的长度、夜晚北极星的高度、甚至海流和飞鸟的踪迹。这是一种融入血液的本能，但难以精确传授，且容易受天气影响。
接下来，门多萨拿出了那具戴维斯象限仪。这个仪器比星盘更小巧，操作原理类似，但设计上更适合在船上使用。使用者背对太阳，通过仪器上的缝隙对准地平线，让阳光透过一个小孔投射在刻度盘上，从而读取太阳高度角。它的精度相对更高一些。
经过反复测量和计算，门多萨修正了纬度：“大约北纬十七度五十分。我们应该向西南偏南方向调整航向，船长。”
皮雷斯船长点了点头，下达了调整帆索的命令。他尊重年轻人的计算，但内心深处，他依然更信任自己那双能“嗅”出航线的眼睛。
然而，他也清楚地看到，门多萨使用的仪器和计算方法，与荷兰航海日志里记载的方式非常相似，那是一种更系统、更依赖于数学和预先编制好的天文数据的方法，而非纯粹的个人经验。
“荷兰人……他们就是靠着这个，总能找到最短的航线，准确地拦截我们吗？”老船长若有所思地问。
门多萨擦了擦额头的汗：“一部分原因是的，船长。但这还不是全部。他们不仅测量，他们还记录。风速、洋流、水深、海岸线形状……一切数据都被详细记录下来，绘制成越来越精确的海图。他们的东印度公司要求每一艘船都贡献数据，然后汇总、分析、分享。这就像……就像编织一张巨大的信息之网。我们靠的是一个个船长个人的智慧和勇气，而他们靠的是一整个系统。”
这番话让皮雷斯船长沉默了。他望向无尽的大海，仿佛看到了无数艘荷兰弗鲁特船，像精确的钟表一样，在这张无形的巨网中航行，高效地执行着狩猎任务。这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效率。
航行日复一日。门多萨每天重复着他的工作：观测、计算、修正航向。夜晚，他则利用十字测天仪（Cross-staff）观测北极星或其他已知的恒星来进一步确认纬度。他还开始尝试使用一种新玩意儿——根据荷兰资料仿制的粗糙的日志绳（Log-lie）和沙漏来估算航速和航程，虽然误差很大，但至少开始有了量的概念。
皮雷斯船长则凭借经验，观察着云的变化、海水的颜色、遇到的漂浮物，甚至海洋生物的种类，来综合判断位置和天气变化。两代人、两种航海方式，在“圣卡特琳娜号”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补和融合。
老船长惊讶地发现，年轻人的计算越来越准确，多次与他基于直觉的判断不谋而合，甚至有时更早预警了偏流。他开始更多地采纳门多萨的建议。
“也许你是对的，孩子。”
一天傍晚，在又一次准确预测到一处暗礁群后，皮雷斯船长望着晚霞，终于承认，“光靠老水手的骨头感觉（Ossodevelhoexperiete，葡萄牙谚语，指老航海家的直觉）是不够的了。未来的海洋，属于既懂得看星星，又会用这些铁家伙和数字的人。”
门多萨感到一阵鼓舞。他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澳门乃至葡萄牙航海传统在强敌压迫下，开始艰难蜕变的一个微小缩影。他们不仅在模仿荷兰人的技术，更开始在理解其背后的科学精神和组织方式。
“圣卡特琳娜号”沿着计算的航线，平稳地向南航行。依靠着古老的星辰指引和新兴的导航技术，他们仿佛在无尽的蓝色荒漠中，划出了一条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生命线。这条线的一端系着岌岌可危的澳门，另一端，则通向未知的远方和渺茫的希望。
然而，无论是古老的经验还是新兴的科学，在大洋真正狂暴的怒火面前，都显得同样脆弱。他们即将迎来真正的考验——一场足以吞噬一切的巨大风暴。而此刻的平静，只是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喘息。导航的精确，将在自然的绝对力量面前，迎来最残酷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