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一个小吏匆匆进来，递上一份来自潞州的公文：“节度使李筠之子李守节，请求将潞州厢军的‘皮甲二十副’换成铁甲，说是防备北汉袭扰。”
李崇矩接过公文，看了一眼便放在案上：“驳回。厢军只需维持地方治安与劳役，无需铁甲。若北汉来袭，自有禁军驰援，无需厢军作战。”他对赵烈解释，“陛下特意交代，厢军的装备只能‘够用’，不能‘精良’，就是怕地方借‘防备外敌’之名，暗中扩军。”
赵烈想起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潞王李从珂就是以“防备契丹”为由，扩充地方军，最终举兵反唐。“陛下此举，是吸取了五代的每一次教训啊。”他感慨道。
傍晚时分，赵烈随李崇矩来到汴梁城北的“更戍法执行司”。这里负责安排禁军的“更戍”——即让禁军轮流驻守地方，三年一换，避免士兵长期驻守一地，与地方势力勾结。司内的官吏正忙着制定明年的更戍计划，墙上挂着《大宋更戍路线图》，用不同颜色标注着禁军的驻守地点。
“更戍法不仅能防兵将勾结，还能让禁军熟悉各地地形。”李崇矩指着路线图上的“并州”“扬州”等地，“明年殿前司的上军，将轮流驻守并州、扬州、益州，既防备北汉、南唐，又能让士兵适应南北气候，将来统一作战时，方能无往不利。”
赵烈看着路线图，却皱起眉头：“士兵三年一换，虽能防弊，却会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若遇战事，将领与士兵互不熟悉，恐难协同作战。”
李崇矩叹了口气：“陛下何尝不知？但这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五代时，兵将相知，却易生叛乱；如今兵将相疏，虽战力稍减，却能保稳定。等天下一统后，再慢慢调整不迟。”
赵烈沉默良久，想起高平之战时，柴荣麾下的禁军因长期并肩作战，配合默契，才能以少胜多。“稳定为先，此乃乱世后的必然选择。”他在手稿上补充：“宋初‘弱枝’，以厢军为劳役，更戍法防勾结，地方无兵无甲，虽弱战力，却固中央，此乃宋初稳定之基，亦为五代乱局之解药。”
离开更戍法执行司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巡逻的禁军士兵步伐整齐，甲胄在灯笼的映照下泛着冷光。赵烈骑着马，看着这些年轻的士兵，想起自己年少时在河东军的岁月，突然觉得，这些士兵虽少了五代军人的“狠劲”，却多了一份“安稳”——他们不用再担心将领叛乱、军饷被克扣，只需安心服役，为大宋守卫疆土。
回到洛阳后，赵烈将此次汴梁之行的见闻整理进《五代秘史·宋初篇》，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太祖乾德二年，定‘强干弱枝’之军制：中枢禁军，装备精良，三衙统领，重器归枢密，兵将分离，此为‘干强’；地方厢军，沦为劳役，无战权，无重器，节度使无权调兵，此为‘枝弱’。此举源于五代‘将专兵、地抗中央’之惨痛教训——后唐李嗣源、后汉郭威，皆以地方军反；后晋安重荣、后蜀孟昶，皆以强枝弱干亡。匡胤亲历五代，故以制度为刃，削地方之权，强中枢之兵，虽有‘兵不识将’之弊，却终结了‘五十三年五易姓’的乱局。此乃宋初军事之基石，亦为中华军制史上之重大变革，标志着乱世军事向治世军事的转型。”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大宋禁军编制表》抄本放在一起。他想起白天在更戍法执行司的担忧——“兵不识将”的隐患，或许会在未来的战争中暴露，但他也明白，在五代乱局刚结束的当下，“稳定”比“战力”更重要。赵匡胤的“强干弱枝”，是用短期的战力妥协，换取长期的国家稳定，这是亲历过乱世的统治者，最清醒也最无奈的选择。
次日，赵烈收到儿子赵勇从汴梁寄来的书信。赵勇如今在殿前司任校尉，信中说，禁军即将推行“将兵法”的雏形——在更戍的基础上，选拔有经验的将领担任“训练将”，负责禁军的日常训练，虽不直接统领军队，却能让士兵熟悉将领的指挥风格，缓解“兵不识将”的问题。信的最后，赵勇写道：“父亲常说，五代之弊在无制，如今大宋有制，虽有不足，却在向好。”
赵烈握着书信，望向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他知道，有了“强干弱枝”的军制支撑，大宋才有底气去收复失地，去完成柴荣未竟的统一大业。而他记录的这些军事改革往事，不仅是对五代乱局的总结，更是对大宋治世的期盼——期盼这支脱胎于五代的军队，能不再重蹈覆辙，能真正守护住天下的和平。
此时的汴梁，枢密院的官员们正在制定明年北伐北汉的军事计划，三衙的将领们在演练新的“方阵战术”，厢军管理司的小吏们在核对各地的劳役记录——一场围绕“强干弱枝”的军事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彻底斩断了五代军事乱局的根脉。而赵烈知道，这只是开始，大宋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只是这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五代的烽火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