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草短缺，再加上闽地湿热的气候，唐军士兵纷纷病倒。何敬洙率军抵达建州时，军中已有近半数士兵染上疟疾，根本无法作战。而王延政则趁机联合吴越，约定共同对抗唐军——吴越王钱弘佐派大将仰仁诠率军两万，从温州出发，袭扰唐军的后路；王延政则率军从建州出击，前后夹击唐军。
保大三年（945年）正月，唐军在建州城外与闽、吴越联军决战。当时唐军已断粮三日，士兵们饿得连武器都握不住，刚一接战，便纷纷溃散。查文徽、何敬洙虽拼死抵抗，却也无济于事，最终查文徽被俘，何敬洙带着残兵仅数千人逃回南唐。
“建州之战后，闽地的唐军几乎全军覆没。”赵烈在《五代秘史》中写道，“李璟为救查文徽，不得不向王延政支付赎金五万两白银，又割让汀州（今福建长汀）给吴越，才换回残兵归国。经此一役，南唐损失兵力八万余人，粮草二十万石，江淮的富庶也被消耗殆尽。”
更严重的是，伐闽之战引发了江淮的民生危机。为了补充兵力，李璟下令在淮南、浙西强行征兵，凡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无论是否愿意，都要入伍；为了筹集军费，他又取消了李昪时期的“免税政策”，每亩田的赋税从二斗增加到五斗，还新增了“盐税”“茶税”等苛捐杂税。
扬州城外的农户张阿牛，就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他的儿子被强行征兵，至今生死未卜；家里的十亩田，今年不仅要缴五斗粟米，还要缴两匹布，若缴不出，就要被抓去服徭役。张阿牛无奈，只能卖掉家里唯一的耕牛，才勉强凑够赋税。他对前来调查的南唐史官说：“烈祖在位时，俺家每年能存三石粮；如今陛下打仗，俺家连饭都吃不饱了，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百姓的不满，渐渐转化为反抗。保大三年（945年）秋，濠州（今安徽凤阳）爆发流民起义，起义军首领王琼率领数千流民，攻占了濠州城，杀死了当地的刺史，还提出“还我土地，还我儿子”的口号。李璟不得不派大将周宗率军镇压，虽然最终平定了起义，却又消耗了大量兵力和粮草，南唐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此时的李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坐在金陵的皇宫里，看着案上的《伐闽战损册》，又想起父亲临终前“守住百姓”的叮嘱，忍不住流下眼泪。他召来江文蔚，语气带着悔恨：“朕当初不听你的劝告，执意伐闽，如今不仅损兵折将，还让百姓受苦，朕……朕对不起先帝，对不起江淮父老。”
江文蔚躬身答道：“陛下知错能改，犹未晚也。如今当务之急，是恢复休养生息之策，减免赋税，释放被强征的士兵，让百姓重新安居乐业。若再拖延，恐江淮不稳啊！”
李璟采纳了江文蔚的建议，下旨减免淮南、浙西的赋税两年，释放年龄过大或过小的士兵，让他们回乡种田；又派官员到各地安抚流民，重建被战火毁坏的房屋。可此时的南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富庶安稳的政权——兵力从伐闽前的二十万缩减到十二万，国库空虚，百姓对朝廷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赵烈在《五代秘史》的批注中，对李璟的伐闽之举做出了评价：“李璟伐闽，非为百姓，实为一己之野心。他忽视烈祖‘民心为本’的治国理念，不顾南唐国力，盲目扩张，终致‘胜则小利，败则大乱’。此非仅李璟之过，亦为五代割据政权之通病——多以‘一统’为名，行‘争霸’之实，却不知‘一统’之根基，在于民心安稳，而非疆域辽阔。”
保大四年（946年）春，中原传来消息：后晋被契丹所灭，耶律德光率军入主汴梁，实施“打草谷”，中原百姓纷纷逃往南方。李璟本想趁机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却发现南唐已无兵可派、无粮可运——伐闽之战的创伤，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愈合。他站在皇宫的城楼上，望着北方的天空，心里满是悔恨与无奈。
而此时的洛阳，赵烈正整理着南唐的史料。他看着手中的《伐闽战损册》，又想起当年李昪称帝时“保江淮无战”的誓言，不禁感叹：“乱世之中，贤君难遇，安稳难求。李昪给了南唐七年的安稳，却终究抵不过李璟的野心。南唐的衰退，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衰落，更是五代十国乱世中，无数百姓安稳生活的破灭。”
窗外，洛阳的春风卷起落叶，赵烈将《伐闽战损册》与李昪的遗诏放在一起，轻轻合上。他知道，南唐的故事还未结束——李璟虽已悔悟，却难以挽回国力衰退的局面；而中原的契丹与即将崛起的后汉、后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江淮这块肥肉。一场新的危机，已在南唐的边境悄然酝酿，而南唐的命运，也将在这场危机中，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