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流官多由徐庶、简雍、孙乾等人的弟子或军中识文断字的军官担任。
移民实边：从“洛阳”（原新野城）及后续从海上到来的移民中，分批次迁徙汉人农户至三角洲各战略要地，建立屯田点。
授予土地、农具、种子，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如牛耕、铁犁、水利灌溉）引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文化同化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过程，它涉及到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强制推行汉语汉字是关键的一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县纷纷设立了“官学”，这些学校不仅招收归附部落的酋长子弟，还向所有愿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人开放。
在官学中，学生们被教授汉文经典，如《诗经》、《尚书》等，以及汉文化的礼仪，如儒家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通过这样的教育，学生们不仅学习到了汉语言文字，还逐渐接受了汉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与此同时，随军道士在各地广泛建立道观，成为传播道教信仰的重要场所。他们将道教的教义与当地原始的宗教信仰，如太阳崇拜和尼罗河神崇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这种融合策略有效地减少了道教传播的阻力，使得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新的宗教信仰。
例如，在一些地区，太阳神被赋予了道教中某些神只的特性，而尼罗河神的祭祀仪式也融入了道教的元素。通过这样的方式，道教逐渐在地方文化中扎根。
为了进一步巩固汉文化的传播和统治，严厉的惩罚措施被用来禁止使用土着语言进行官方文书工作。任何私下使用土着语言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不仅包括口头交流，也包括书面文件。
这样的政策旨在消除土着语言在官方场合的使用，从而加速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和汉文化的同化过程。
筑城戍守是另一个重要的同化策略。在战略要地，仿照中原的建筑样式，修建了夯土或砖石结构的城池。这些城池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具有高度的防御能力。
派兵驻守这些城池，使得汉文化传播和统治有了坚固的堡垒。这些城池不仅是军事防御的中心，也是汉文化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基地。
通过驻军和官员的日常活动，汉文化的各种元素，如语言、服饰、饮食习惯等，逐渐影响和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池成为了汉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的熔炉，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
短短半年时间，尼罗河三角洲的抵抗基本被肃清。广袤的田野上，出现了汉人农夫驱牛耕地的景象；新建的城池内，传来了朗朗读书声；市集之上，汉人的丝绸、瓷器与当地的物产进行着交易。
虽然底层民众仍需时间慢慢消化，但至少在表面上，这片土地已经烙上了深深的汉文化印记。
刘备站在新建成的“河内郡”治所城楼上，望着这片已臣服于脚下的肥沃绿洲，心中豪情万丈。
他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基业！但这仅仅是开始，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尼罗河上游更广阔、也更未知的非洲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