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政革新初现成效，如同在沉闷的帝国肌体上切开了一道泄洪的口子，虽伴随阵痛，却也让杜丰主导的新政威望大增，令观望者看到了除旧布新的决心与能力。然而，杜丰深知，经济领域的改革若无人事制度的革新相配套，终将是沙上筑塔。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为帝国选拔人才的根基——科举。
这一日，政事堂内，杜丰召集礼部、吏部主要官员，以及国子监祭酒、弘文馆学士等清流文臣，商议科举革新事宜。与之前盐政议事的凝重不同，此番堂内弥漫着一种文雅却更为微妙的氛围。
杜丰开门见山，将一份《科举革新疏》草案传阅众臣。草案核心有三：
其一，增设“明算”、“明法”、“格物”等实用科目，与进士、明经科并行，选拔精通算术、律法、工器制造等专门人才，授官品阶与进士科等同。
其二，改革进士科考试内容，降低纯粹背诵经义、讲究辞藻的诗赋比重，增加“策论”分量，要求考生针对时政、边防、经济、水利等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其三，推行“糊名誊录”制度，考试卷子由专人誊抄、密封姓名，最大限度杜绝考官以门第、人情取士，确保公平。
草案一出，堂内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如果说盐政改革触动的是经济利益，那么科举革新，则是在动摇数百年来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学问的标准与晋升的阶梯！
国子监祭酒，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儒，首先颤巍巍地开口：“杜相……此举，是否……是否太过激进？祖宗成法，以经义取士，乃在教化人心，明人伦，正纲常。若引入算学、律法乃至奇技淫巧之术，与士子同列，岂非本末倒置，令斯文扫地？”
另一位弘文馆学士也附和道：“是啊，杜相。进士科考究经义诗赋，乃是为朝廷选拔通晓治国大道、文采风流的君子。若一味强调实务，恐使士子趋于功利，忘却修身之本。且‘糊名誊录’，虽显公平，却失了座师与门生之情谊，于士林风气，恐非益事。”
这些清流官员，大多出身经学世家，自身便是旧科举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杜丰的新策，无疑是在挑战他们的话语权和赖以生存的学术体系。
礼部尚书也面露难色：“杜相，增设科目，需增考官、定标准、编教材，千头万绪。且天下士子苦读诗书经义多年，骤然改易，恐引天下哗然，滋生事端啊！”
反对之声，较之盐政时更为“文雅”，却也更为根深蒂固。他们站在道德和传统的制高点上，质疑新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杜丰早已料到会面临此等局面。他神色不变，平静却坚定地回应：“诸位之忧，本相岂能不知？然请问诸公，如今朝堂之上，地方州县，是空谈仁义道德者多，还是能实心任事、解决钱粮刑名之积弊者多？是皓首穷经、不通世务者能安邦定国，还是通晓律法、明于算计、知兵知农者能匡扶社稷？”
他目光扫过众人，语气渐沉：“安史之乱时，若非郭子仪、李光弼等知兵大将，若非刘晏等理财能臣，我大唐江山何在？空有满腹经纶，面对叛军铁骑，可能退敌？面对国库空虚，可能生财？此诚危急存亡之秋，需的是能臣干吏，而非只会吟风弄月的清谈客！”
他拿起一份吏部的考核文书：“再看地方，漕运、盐政、边备、刑狱，何处不急需专业之才？旧有科举，选拔之人，往往需历练多年，方能勉强理事，其间贻误多少时机？浪费多少民脂民膏？”
这一连串反问，结合近年的现实困境，掷地有声，让一些原本只是随大流反对的官员，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至于‘糊名誊录’，”杜丰继续道，“正是要打破门户之见，唯才是举！让寒门子弟，能与高门显户公平一搏！让真正有才学者，不致埋没！此举，非是断绝情谊，而是彰显朝廷至公之心！若因‘糊名’便断了情谊，此等情谊，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