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各方信息，包括苏联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的信号，以及敌方近期在宣传口径上的微妙变化，可以推断，敌方在遭受重大伤亡、意识到难以彻底驱逐我联合国军后，其战略目标可能正从‘武力统一’向‘争取有利谈判地位’过渡。”
“持续的阵地消耗战符合我方‘以火力换人力’的总体策略，但若寻求战争的政治解决，当前战线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接触时机。继续无止境的消耗，可能导致对方立场更趋强硬，或使我方陷入更深的政治被动。”
这些分析，每一句都有情报来源或数据支撑，看起来客观、冷静，甚至有些悲观。它们没有直接说“我们该和谈了”，而是通过不断渲染战争的残酷性、消耗的巨大以及敌方难以被迅速击败的现实，潜移默化地削弱着美军内部对战争“胜利”的预期。
哈里森阅读这些报告时，眉头越皱越紧。报告里的数据和分析像冰冷的雨水，一点点浇熄了复仇的火焰和迅速取胜的幻想。他开始更多地思考战争的“成本”和“结局”，而不是下一个“攻势”。
基地内部的气氛也悄然变化。之前还充斥着“给陆战一师报仇”、“把中国人赶下海”的激进言论，渐渐被“这样打下去值不值”、“如何才能体面结束”的讨论所取代。陈晓的报告，为这种情绪的转变提供了“权威”的注脚。
内心吐槽：从“预言家”转型成“成本会计”，我这角色扮演真是越来越丰富了。不过，看着这群战争鹰开始拨弄算盘，计算伤亡和美元，这感觉倒也不赖。早点认清现实，对大家都好。
他的报告，最终还是被哈里森作为重要参考，提交给太平洋总部和华盛顿。
虽然无法证明其直接影响了美国最高决策，但这些基于“专业分析”的、充满悲观论调的报告，无疑为华盛顿政界和军方内部日益高涨的“寻求谈判解决”的声音，提供了来自前线视角的“弹药”。
战事进入一九五一年春夏的第五次战役和随之而来的阵地战阶段，伤亡数字不断攀升，战线却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双方都近乎筋疲力尽。
终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了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紧接着，北京和平壤方面也发出了类似信号。
很快，相关信息通过情报渠道传到了关岛，哈里森第一时间召见了陈晓。
“陈顾问，”哈里森指着桌上关于和谈消息的电报，语气复杂，“你的分析……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你关于谈判窗口的判断，现在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陈晓保持着谦逊：“我只是基于信息和逻辑的推演。战争的逻辑，最终总要让位于政治的逻辑。”
“是啊，政治的逻辑……”哈里森叹了口气，显得有些疲惫，“东京和华盛顿已经初步同意进行接触。地点大概会设在开城。”
他看向陈晓，眼神里带着新的期待：“接下来，我们需要你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需要你在谈判期间，持续提供对中方意图、底线以及可能策略的分析。这场战争，可能要换一个战场了。”
陈晓心中一定。谈判开始了，这是他努力引导的方向。
但他知道，谈判桌下的博弈，同样凶险。他的分析，将直接影响到美方的谈判策略和要价。
“我明白，准将先生。”陈晓点头，“我会密切关注一切动向，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分析。”
离开哈里森办公室，陈晓望着窗外蔚蓝的太平洋，心情并未感到轻松。
谈判开始了，但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这个隐藏在敌人心脏里的“成本会计”，还得继续在钢丝上行走，为了那个最终的结局，小心翼翼地平衡着“真实”与“引导”。
只是，在更加微妙复杂的谈判情报分析中，他还能继续完美地隐藏自己，并施加影响吗？卡特那双眼睛，可从未真正离开过他。